段振坤就三民主义现代化给马英九主席暨中国国民党的一封信

段振坤 撰稿

中国国民党马英九主席： 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曾在演讲中提到：“曾几何时，我们的理念、思想、价值及三民主义，却被年轻人视为僵化古板，离开现实，这是因为三民主义思想未能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发展，这些都是我们要检讨及改进之处。”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提出了“三民主义现代化”的主张，这些言论和主张令人振奋。振坤从一个三民主义思想家的角度，分析一下三民主义现代化的问题。 依据时代潮流，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现三民主义现代化和学术化的目标，是紧急而迫切的任务。先总统蒋经国先生去世后四年，振坤从24岁起就开始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工作。通过长达15年的艰苦奋斗，步孙中山先生之后第二次对三民主义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提出了政治五原则、民生国家、新五权宪法、都郡府县自治、六权分立、三大政策等一系列主张，并把这些成果全部囊括在30万字的《三民主义五原则》专着之中，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三民主义解释并细化的最好的系统”，振坤希望连主席、马主席和中国国民党了解三民主义在理论上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三民主义现代化，方法问题是首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就不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从形式逻辑来说，只有通过逻辑推理的方法，才能得出一个真解。逻辑推理是解释三民主义唯一正确的方式，同时归纳方法也很重要，因此我们需要严格按照演绎和归纳的方法来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先生手上，三民主义主要还处在框架和纲领层面，尚未对三民主义展开深入的推理，这给我们今天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推理的第一步是把民族民权民生还原为民有民治民享，我们之所以要进行理论还原，是因为林肯的民主三原则是三民主义的出发点，这样能保证三民主义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从演绎的角度来看，何为民有，为民所有的是权利，权利具体化就是基本人权和自由，因此民族主义就转化成为自由原则与人权原则。我们用自由原则和人权原则来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是要用自由和人权的民族精神来救国，以形成一个以自由和人权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为民主宪政奠定牢固的根基。这样民族主义在处理族群之间的关系时，是严格依照自由与人权标准来进行的，人权政策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 何为民治，民治就是民主与法治，振坤用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来解释民权主义。何为民享，为民所享即民生，振坤用民生原则来解释民生主义。三民主义逻辑推理的结果就是自由、人权、民主、法治、民生五项原则，振坤称为三民主义政治五原则，简称为三民主义五原则。印尼独立之父苏加诺曾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解释成为建国五原则，即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平和信仰神道，这和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五原则虽然有异，但也有神似之处。 把三民主义具体化为政治五原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是三民主义自孙中山先生以来，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理论进展。政治五原则首次明确了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使三民主义脱胎换骨为全新的政治学说，重新具备了深入人心的强大说服力。 三民主义五原则所取得的理论进展之一，就是实现了三民主义原则化，使三民主义直接成为制宪基础。在孙中山先生那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并列的，这事实上使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处于一种分裂状态，没有有机统一起来。因为宪法除了制度立宪外，还包括人权立宪、经济立宪等众多内容，五权分立不能独自作为制宪基础，而且五权分立不是价值理论，所以提五权分立宪法并不科学。现在在台湾，五权分立宪法事实上已名存实亡，再坚持下去，只会被动。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把五权分立宪法置换为五项原则宪法，五项原则可以进一步规则化，以形成具体的宪法条款。因为五项原则宪法就是三民主义宪法，这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合二为一，简化和统一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也只有三民主义五项原则宪法，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宪法，振坤名之曰新五权宪法。在台湾主张重新制宪的潮流中，新五权宪法提供了具体的制宪框架和蓝图。民生原则是新五权宪法的五个支柱之一，坚持民生原则入宪，是要通过宪法的形式，巩固台湾经验的伟大成果，使台湾经验永世长存。 从宪法实践经验来看，德国基本法的五大原则是共和、民主、联邦、法治和社会，战后德国的繁荣和崛起，就得益于基本法的五大原则。新五权宪法的五项原则，基本上可以和德国基本法的五大原则重合，新五权宪法的制宪方案，充分参照了德国基本法的制宪精神。 在三民主义的理论主体中，制度设计和政策主张是最主要的两大内容。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权分立，是一个很优秀的制度构想，但由于孙中山先生没有处理好五权分立的内在结构和基础，导致出现了重大的理论缺陷。五权分立的基础是分工合作，它在实践中沦为总统威权制，五权分而不立，国会一分为三，行政权居五权之首，总统凌驾于五权之上，并在实践中演化为七权分立合纵连横的复杂格局。所有这些，都与三权分立、民主宪政原则和分权制衡精神不相符合。 检讨五权分立的错误，并不是要否定五权分立，五权分立的构想是好的，它考虑到了中国文化这个特殊背景，而且是建立良好政府的重要措施。怎样既弥补五权分立的内在缺陷，又发挥它的优秀思想，是这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振坤在五权之上，增加一个货币权，组成六权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要增加货币权，是因为货币权独立是防止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的重要措施，它在美国和德国的长期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是一个重要的潮流。而且台湾经验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保持了物价的长期稳定，要继续巩固台湾经验，就要实现货币权独立。 六权分立与五权分立虽仅一权之差，但在结构上却截然不同，五权分立是平面设计，六权分立则是分层设计。分层设计就是把分立的六权区分为大三权和小三权，立法、行政、司法是大三权，考试、监察、货币是小三权。小三权是集准立法、准执法、准司法于一身的具有宪法地位的现代独立行政机构，是立法权的执行部门。考试、监察、货币本身就是属于国会的权力，国会将小三权独立出去，是要提高小三权的效率，保持小三权的中立，防止过于激烈的党争。而且国会仍然保留着对小三权的监督权。在行政权崛起和膨胀的现代宪政经验中，国会建立大量独立行政机构和直属于自己的执行部门，是在新形势下维护分权制衡机制的重要措施。 这样，立法权和小三权组成一个大的国会系统，使国会对行政权构成优势，形成4+2的三权分立模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有效维持分权制衡机制。分权制衡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如果不考虑民族文化因素，三权之间的微妙平衡就无从把握。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独裁国家，应对这样的文化传统局面，就需要矫枉过正，使民主宪政的中流砥柱国会相对行政权来说形成一定优势。欧美民主国家最初的宪政经验，都是靠国会优势取得的。 孙中山先生在处理五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中，他用良好政府目标替代了分权制衡目标，这违背了民主宪政的核心原则，导致既没有做到良好政府，也没有做到分权制衡。建立一个良好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分权制衡机制，分权制衡是民主宪政最核心与不可动摇的原则。我们将分权制衡和良好政府目标分解开来，让大三权维护分权制衡目标，让小三权维护良好政府目标，使二者相得益彰，鱼与熊掌兼得。因为过于激烈的党争往往能使分权制衡机制濒于崩溃，严格中立和专业化的小三权能有效地降低党争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三权是作为大三权的稳定剂而存在的。 六权分立重新回归了三权分立结构和分权制衡精神，并保存了五权分立的优秀构想。有学者认为，在几何学上，三角关系是最稳定的，四角关系、五角关系则无法保证它的稳定性。大三权与小三权模式形成双重三角关系，成为一个超稳定结构，这对于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意义至关重要。 小三权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实现了人事权的三权分立。人事权是关键的政治权力，公民社会要建立起对政治的控制机制，一个重要的制度措施就是对政治巨无霸的人事权进行分解，并分别掌握在不同部门手中。振坤把人事权分解为资格权、任命权和免职权，由考试权掌握人事资格权，由行政权掌握人事任命权、议会掌握人事任命同意权，由监察权掌握人事免职权。 振坤主张设立中央研究院、廉政专员总署与专员公署、中央银行来掌握小三权，由中央研究院掌握考试权、教育权和科技政策，由廉政专员总署与专员公署掌握监察权、调查权和审计权，由中央银行掌握货币权。中央研究院、廉政专员总署与专员公署、中央银行全部由专家组成，贯彻专家治国精神，实现廉能政治目标。 从五权分立宪法到五项原则宪法，从五权分立到六权分立，振坤对三民主义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根本改造，以适应和引领民主宪政潮流。这样的革新使三民主义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像火凤凰一样浴火重生。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伟大而光辉的主张，但三民主义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振坤将这两项主张和社会保障主张相结合，这样就在资本、土地、劳动生产三要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振坤名之曰三大政策。三大政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劳者有其股的伟大的民生国家。 三大政策，是在孙中山先生政策主张的基础上，对台湾经验、日本经验、欧美福利国家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振坤把节制资本表述为反垄断、累进税制、环境保护，把耕者有其田表述为自耕农主义、耕地保护、平均地权，把社会保障表述为全民保险、劳工保护、福利针对穷人。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的政策体系系统化，以求通过立法的形式，在经济结构上永久性地巩固和深化台湾经验的成果。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将唯生论深化为唯生存论，使之建立在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和生存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生存论转向，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大的转折，三民主义通过深化自己的本体论思想，实现了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资源相嫁接的重大目标，从哲学层面上实现了三民主义现代化。 唯生存论是贯穿整个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一根内线，为三民主义在各个思想领域的拓展提供了基础工具。以唯生存论为基础，振坤提出了生存权利学说的主张。生存权利结构具有两重构造，即获得生存资源的权利和最低限度生活受到保护的权利。生存权利学说的意义在于，它将民生主义的纲领性主张变成了个体化的具体权利，以至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形式来获得生存保障。 振坤以唯生存论为基础，提出了生存价值论主张，建立了民生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进一步完整起来。生存价值论建立在边际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之上，将价值理论从主观效用推进到客观生存，提出了生存条件均衡价格理论和生存价值差利息理论。生存条件均衡价格理论认为，主观效用是由生存满足层次决定的，而生存满足层次就是生存条件，因此价格最终由买卖双方生存条件均衡的交叉点来决定。生存价值差利息理论用客观的生存价值差代替了主观的时间偏好，之所以存在生存价值差，是因为生存是绵延的生命之流，是连续不断的现在时，因此未来的生存价值永远低于现在的生存价值。只有存在生存价值差，才能将储蓄转换为资本，这是资本设备不萎缩反而扩张的根本原因。 在三民主义现代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给三民主义定位？这是宣传和推广三民主义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孙中山先生没有给三民主义定过位，后来的理论家也没有。定位就是要厘清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基本精神也就是理论支点。三民主义的理论支点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到三民主义的理论源头去寻找，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这两个源头的思想内核讲的都是一个问题，即个人自由，这是欧美主流思想的核心观念。因此三民主义的理论支点是个人自由，这也是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所在。 三民主义明确了个人自由这个支点，实现了三民主义自由化，这样整个思想体系就定位为权利的诉求，它意图要追求、维护和捍卫每一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力图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确立权利的主体地位。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三民主义才足以引领和规范民主宪政潮流。 振坤从哲学基础到制度设计到政策主张，在保留了孙文学说思想精髓的基础之上，吸收了既往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集时代思想之大成，全盘重塑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与时俱进，再一次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 三民主义五原则是三民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是数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唯一成系统的政治理论，为民主中国奠定了一个永久性的思想基础。 三民主义现代化，为中国国民党的中兴，奠定了牢固的基础。2008年的总统竞选，振坤认为如果把宣传主轴定位为“新总统、新理论、新台湾”，突出新旧对比这个主题，处在执政地位的民进党在战略上就处于被动地位。由于民进党没有任何系统与简明的理论，因此这个战略的关键就是新理论，也就是三民主义现代化，要通过三民主义现代化来掌握思想领导权。从民众立场来说，台湾人民也迫切需要新总统、新理论、新台湾，以永久确保自由、民主、均富、和平与繁荣。 敬颂 时祺！ 段振坤 2006年元月18日

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文

蒋中正 撰稿

-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国父为亚洲民族之导师，大同世界之先驱。 二、三民主义，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共产主义，率天下以暴，而民不从。 三、在「摩汉」炮艇中，侍坐之回忆。 四、国父以公天下之心，容天下之量，无不复帱，亦无不持载。 五、每念遗训，激越鼓舞，当一本所志，光复大陆，重整河山。 国父之诞生，上距孔子之生焉二千四百一十有六年， 国父之所志，则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为己任。中正少读孔子之书，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既冠，参加革命，获侍 国父，羹墙步趋，幸而逮之。今距 国父之生，忽忽遂已百年！国父祖述汤武、弔民伐罪、顺天应人、所倡导之国民革命，虽屡踬屡起，未能及身告成，顾三民主义，一心物，合知行，通天人，赞化育，明德至善，光辉日新；大道之行也，举天下之人，莫不景从攀慕，而偃然向风。 国父以三民主义，肇启我中华民国，为亚洲各民族开创民主自由之先河，实不止求我一族一国之利益，而乃以继绝世，举废国，扶颠持危之精神，以发扬我国民革命「天下为公」之大道也。其后我国，反抗强权侵略，坚持对日抗战胜利，其结果，遂使亚洲各殖民地，数百年来被压迫诸民族，皆得以相继新兴而独立！（以下数语省略） 中正师事国父，时承「历史之中心为民生，革命之大道曰仁爱，仁者仁民，爱者爱国」之训示，深悟三民主义乃在恢复民族固有之道德智能，发展现代日新又新之科学技艺，以其民主政治，全民建设，求得国际、政治、经济上之自由平等，亦即以其所爱，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于是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也。（以下数语省略） 中正违侍国父，至今已四十有一年！然 国父平居所以诏示中正者，曰：「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曰：「当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曰：「当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我必导之去以一攻十，以一攻百也。」国父北上，道经黄埔，则曰：「黄埔师生，其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当英士之死，国父则以期英士者期之，执信踵亡，国父并以责执信者责之。广州蒙难，护侍于永丰舰上，终日不违，以心传心，时懔「毋忘今日患难艰危」之训勉。当脱离白鹅潭，通过虎门要塞，在「摩汉」砲艇中，终夕侍坐，承示革命方略，策定讨逆计划，训诲谆谆，不觉时之破晓，国父乃忽而起示曰：「须臾即将换船，予自知在世之日，最多不踰十年，而尔则至少尚有五十年，望尔勉为主义奋斗、为革命自重！」聆教之下，诚不知何辞以慰 父师之感慨，乃惶恐以对：「中正今年亦已三十有六。」国父又重言之曰：「本党革命，遭此钜变，吾人犹未为叛逆所害，今后倘无不测之事，则尔为主义，继续五十年之奋斗，自不为多。」其音其容，此情此景，至今犹仿佛如在泪睫之前！无如中正驽钝不才，蹉跎至今，百无一成，国父陵寝蒙尘。（以下数语省略） 我国父以公天下之身，容天下之量，其精神固肫肫其仁，其思想乃渊渊其渊，其创业垂统之功烈，则浩浩其天，所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无不复帱」，「无不持载」，自有生民以来，盖未有盛于孔子，尤未有盛于国父者也。中正视承提命之切，久受非常之任，每当艰危之际，一念及国父遗训，必益为之激越鼓舞，再接再厉，献身尽瘁，最后则无不克底于成。此则国父之革命主义，不仅为中正志节之所自，而亦为我民族精神之所寄。中正自当一本所志，相与全体同胞，戮力同心，光复大陆，重整河山，涤除国家所遭匪共复巢之痛，湔雪陵寝所蒙腥膻污辱之耻，以国民革命之成功，寿我国父，亦以此三民主义大道之行，寿我国家，寿我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