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晨
早年習武渡東瀛 同盟血誓反清庭
投身革命為共和 光復浙江始帶兵
永豐艦上護領袖 黃埔校園練新軍
平叛東征卓戰果 功畢北伐一統成
清黨剿匪施訓政 攘外安內勢逼人
外賊入侵家賊亂 河山萬里陷胡塵
容共聯俄盟英美 抗日救亡苦經營
民主政治維民氣 青壯報國勇獻身
十大會戰破敵膽 路通緬印復遠征
廢除舊約立新約 開羅會談謀和平
巨雷一聲寇旗倒 八年苦戰難收成
亂黨得勢趁潮起 貪官逐利敗軍魂
中原易幟裂疆土 刀斧浴血鎮蒼生
綠島孤懸白日徽 青天碧海夜夜心
戒嚴備戰無懈怠 獨立自主國脈存
反共復國志彌堅 可憐勢去不由人
兵敗權失莫談勇 劍上血痕隱冤魂
功傾中華罪在身 蓋棺未必有定論
光陰似箭逼人生 三十三春復清明
大中至正為自由 公評不在仇與恩
慈湖雲影慈庵夢 兩地相思一樣情
遺民淚盡紅朝苦 始覺蔣公是偉人
雪竇山松玉山雪 日月潭水武嶺風
沙漠自有甘泉湧 長潤清玉在石中
| 臺北的世界大戰
轉載自葉高華~地圖會說話 http://richter.pixnet.net/blog/post/6574710
1964 年的臺北市長選舉，堪稱臺北市有史以來最激烈的選戰，至今仍是許多老臺北人津津樂道的「世界大戰」。國民黨用盡各種手段，最後居然輸給黨外的高玉樹。現在年輕的一輩可能已經不知道，當年臺北市可是被稱為黨外的民主聖地呢。
以下，恭錄吾友 eslite12 對高玉樹回憶錄的評論。 前言：＜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是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最新完成的歷史紀錄，並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前衛的出版品難稱大眾，而高玉樹先生的眼光和品味卻決定了今天台北市的發展樣貌，所以不管愛憎高玉樹或前衛，要是對這座城市還有一點熱愛或好奇，把此書擺上自己的書架是不需要考慮的！ ＜高玉樹回憶錄＞仍然保持撰述者林忠勝夫婦一貫的風格，以史料和訪談內容混雜的方式行文，對於缺乏背景知識的讀者極易上手。本書基本上以高玉樹的生命歷程為敘事的主線，從他的家世背景談起，為什麼會從松山興雅庄鄉下搬到人文薈萃的大稻埕，這點對於了解高玉樹的人格養成和他後來受到的工程師訓練至少是一樣重要的；本書的第二大部是高玉樹人生最輝煌的年代，包括他如何從一位工程師當選市長，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到再次當選並在台北市締造一個國民黨無法抗衡的黨外盛世；第三部分則是高玉樹遭蔣經國疑懼而明升暗降入行政院，成為位高權輕的資深（或說被淡忘的）政治人物的心路歷程，從高玉樹的描述中不難感受到壯志未酬的無奈，不過高玉樹先生當年在親黨外報刊上臧否時政的功力也於此重現於讀者；最後則是脫離本書主軸而談及家庭生活，包括否認曾流傳一時的高蔣連姻傳言。本書也有張炎憲與許雪姬兩位台灣史大家為序，其中許序對於高玉樹是否在國民黨醬缸文化中，自認受黨國恩庇的質疑，或許是了解高玉樹先生的一個切入點。 高玉樹先生生於１９１３年，是位不折不扣的”大正期”人物，大正期的時代精神是樂觀的，雖然當時日本的民主恐怕主要是功能考量，但這種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孺慕，較為自由的氛圍與科技進展下對物質文明的絕對信仰，創造出總屬邊陲的台灣島上前所未有的一群理性主義者，雖然這種理性與前進幾乎完全建立在對西方的模仿上（也因此他們恐怕是台灣歷史上最”國際化”的一群人）；我曾經在舊＜台北畫刊＞上看到高市長以雙掌交握高舉這種在台灣越來越罕見的西化方式答謝市民，然而對大正期的政治人物來說，這卻是很自然的動作。大正期對台北市也是重要的，這座城市的疆域在大正時期確立，台北不再泛指台灣北部的廣大地域，而特指以三市街為核心放射出去的盆地與其上的聚落，或更進一步說，直到這個時代才有真正的台北市乃至台北認同，高玉樹先生後來能以”本市人”（第二屆市長選舉時高陣營的口號為”本市人投本市人”）的身份得到市民壓倒性的支持，他與這座都市在本質上的連繫不應忽視。 然而認為高玉樹市長不是位市政專材的講法只可能出於無知（當然高市長對於古蹟和環境的觀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是有問題的，因為對他而言這二者的價值只有在”美觀”－即其主觀－下才能得到彰顯，不過若體會大正時代之人對文明的服膺，這點不應被過度責難），但我們卻也看到許多人責備高玉樹先生在面對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的時候總流露出強烈的妥協色彩，並把他貶為一位單純的工程師市長，我認為這樣的理解有點問題。 高玉樹的政治黃金年代是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中的十年，在這個時代僅管台灣都會區的非國民黨政治勢力已有一定聲勢，但在國民黨與當時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及小鎮居民的緊密結合下，非國民黨勢力是不可能與國民黨在任何形式下進行全國性對抗的；另一方面就算取得地方執政權的黨外人士，也依然需要國民黨的協助才可能推動建設，在此之中當然會產生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高玉樹是台北市長，是得到最多選票的無黨籍人士，但是一方面他清楚透過體制內手段不可能爭取到民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當時的台灣國民黨與各種利益的結合牢不可破，因此他對於國家體制改革抱著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這點可見中研院陳儀深對高玉樹所進行的訪問最末），這也是多數台灣菁英當時的選擇；另一方面，正如高玉樹自己所評論的，蔣介石是一位極好面子的領袖（另外應該一提的是，後來張豐緒市長在蔣經國授意下推動”不好面子”的萬大計畫，將高玉樹積極打造大台北的做法改為先整建大龍峒與萬華的破舊地區，雖然聽起來切實實際上卻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台北人口在戰後的暴漲早就超過了舊市區的容納能量），高玉樹本人又是一位對自己家鄉有抱負的文明至上論者，再加上他的家鄉也正好是蔣介石的臨時首都，因此二人在台北的都市建設上互動自然較佳，但若認為高玉樹先生真心感謝蔣介石的”愛護””照顧”，或如許序所稱的”恩庇”，我認為並不妥當。高玉樹先生畢竟參與了對蔣家政權無異於叛亂的中國民主黨，高先生的得意之作”拔旗論”中後半段所謂要插到南京去也明顯不是他的真意，更重要的是高玉樹的弟弟楊玉成先生在省議會中對國民黨法西斯政權在體制的不民主和建設的敷衍的批評遠較其兄激烈（可見省參議會所作之口述歷史），而在高玉樹先生實際選舉時支持他的台北市鄉親也相當敵視國民黨，可見高玉樹先生在後來的訪問與回憶中對特定國民黨人的口下留情，實乃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的場面話而已。 高玉樹先生在最後一次市長選舉時，喊出的口號是”黨內人投黨內人，黨外人投黨外人”，我認為這句將”黨外”（或更直接說：台北市的高玉樹勢力）視為一個沒有黨名的黨的說法，道盡了高先生那一人戰一黨的光輝歲月在台灣歷史上的獨特性，但是高玉樹並沒有在選票上打破台北市嚴重的族群問題（雖然高玉樹先生在本書中自稱”用人不分省籍”，但是據楊玉成先生的回憶高玉樹在眷區幾乎沒有選票），所以他曾經力主將三重劃入台北市管轄，但最後當然沒有成功，而後來台北市在人口結構改變下，果然也慢慢失去民主聖地的光環（僅管台北市本地人的政治偏好從未有太大變化）；高玉樹先生更無奈的恐怕是許多都市建設都在國民黨後來於台北市沒有民意基礎的長期執政下走了調，比如民生東路並未拓寬為與仁愛路媲美的百米林蔭道，而承德路打通後卻遲未更新，更造成了高玉樹的新故鄉（同時也是最支持他的）大稻埕地區逐漸沒落；市民也慢慢忘記（對新市民可能根本沒聽過！）由一位真正的”台北黨”人所主導的台北市史上最朝氣蓬勃的年代。 ”成敗在所不計，公道自在人心”，這是高玉樹先生在第三屆市長選舉慘遭數次”停電”夜襲後，掛在武昌街競選總部的布條，他的台北市施政縱有遺憾，但應該可以說是成功了，但公道有沒有仍在台灣人民的心中恐怕是很讓人懷疑的；無論如何高玉樹先生在五零到六零年代為了台北和台灣的千秋拼一時，也的確是改變了這座城市與這個國家的命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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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明／毕儒宗、孙芸
蒋介石随侍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黄埔陆军官校合影（图片来源：中正文教基金会）
从史料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专题分两篇文章： 一，还原蒋介石的本来面貌，二，抗日：忍辱负重 护卫国魂。回答了蒋介石是否抗日，西安事变之前他在等什么的关键问题。）
一、还原蒋介石的本来面貌 文：华明
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最近，负责主持整理和研究这批文物的郭岱君教授在美国各地发表专题演讲，试图从历史事实给予蒋介石公允的历史评价。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泪纵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含泪挥毫写下这句诗后，搭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大陆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刻。 从此，在中国大陆，蒋介石被中共斥为“独夫民贼”、“不抗日”的“人民公敌”。直到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一个完整真实的蒋介石才展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大陆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公正评价蒋介石的声音。
最近，全程参与《蒋介石日记》的接收，并主持整理和研究的胡佛研究所华裔研究员郭岱君教授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地，以“从历史事实谈蒋介石”为题演讲，帮助重新评估二十世纪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及领导人物，甚至某些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事件。
郭岱君教授在华府“从历史事实谈蒋介石讲座”上，针对在场的听众特别讲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区别的认识以及国民党在台湾是如何艰难地走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摄影：李莎）
蒋介石（1887～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是中华民国第1至5任总统。他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领导北伐，统一了中国，并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但在1949年败给中共，离开大陆到台湾执政。
热爱传统文化 严格自律 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中说，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而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则不同。他虽然研读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他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
从日记中看出，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逐渐发生方向性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古书。儒家：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道家：存天理，去人欲。他研读古籍，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的规范。
他严于律己，不沾烟酒，不断告诫自己戒色、戒奢侈、戒贪。“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邪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1925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他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他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以革除自己动辄易怒、骂人、打人的恶习。
外界一直传蒋介石年轻时候生活浮荡，得了花柳病无法生育，以致与宋美龄没有孩子，但这是误传。蒋介石1928年日记：“耶！宋美龄怀孕啦！”他很高兴。可是那一年8月有刺客进入他家，宋美龄受到惊吓而小产：“妻病小产，其状痛苦不堪”，“妻病频做，心生郁闷……”蒋介石还特别请了五天假到上海去陪她，他非常爱她，尊敬她。
从崇共到反共 20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潮汇集，蒋介石与当时所有知识青年一样，受新思想吸引。他于1919年开始阅读《新青年》，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1919 年12月4日：“看《新青年》杂志。”12月5日：“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等。 蒋介石也读过“马克思经济论”、“共产党宣言”等，并向往共产主义。1923年，孙中山派他去苏俄考查，蒋介石在船上还不停的学俄文，说：“终于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祖国了。”
但是，三个月访问，蒋介石从崇拜共产主义到慢慢放弃，得出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今日中国”的结论。 到1926年，蒋介石8月30日日记：“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恶也。”他怀疑：“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只是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势力？”他“不能理解”。 而且，蒋介石的早期革命主要财务支援来自江浙财团，而共产党到处搞暴动、罢工抗议，让资本家很不满意，“为什么共产党到哪里，夺权和抗争就带到哪里？”各方面他都觉得难以忍受，这才决定在1927年清党。
同时，他也读了很多孙中山的书，并流露出崇拜之意。1925年1月16日日记：“《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1926年8月7日日记：“总理规画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
把共产党看得很透彻 蒋介石的日记中，一直贯穿着大量对共产党的看法。他比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第一，共产党反对私有财产，国民党保护私有财产；第二，共产党要阶级斗争，国民党要跟阶级合作；第三，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代表全部民众、各阶层的利益；第四，共产党讲的是仇恨，我们儒家讲的是忍，耶稣基督讲的是爱。 他说，如果我们用“仁、爱”可以治国救国，为什么用仇恨？应该说，蒋介石把共产党看得很透彻，共产党的本质是“仇恨”治国，他在日记里好几次提到“共产党这样行不通”。
但是，他也反思自省，在日记里问：为什么妇女不听我们的？为什么大学教授老是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老是相信他们讲的话？他在1939年曾经拟了一个问卷，让国民党员来回答，本党为什么组织训练比不上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做基层工作？为什么不能掌握青年？那些教授为什么要反本党？
郭岱君教授用电脑幻灯片展示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的日记手稿。（摄影：史静）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共之罪恶”：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藉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 那个时候，他很清楚：“这个毛贼不可信，我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中共的独裁、狡诈、绝不可能给民众以民主和自由。但他最后还是放了毛。
丢失山河 自责难已 很多人以为，蒋介石离开大陆一定会骂共产党，如同共产党在大陆批判蒋介石的做法一样。但郭岱君说，他1949年没有骂共产党，我很讶异，简直不可思议。两年前，中国大陆有个领导人匿名来胡佛研究所，我们问，那么多你们要看什么？他说看1949年蒋介石怎么骂我们的？后来驻美大使带了十几个部长级干部来，我说，你们会失望。
整个1949年，他都在自责：“平生最大耻辱”，“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遁迹绝世，了此一生”，这种话非常非常多…… 郭岱君说，我最受感动的是他的坚忍不拔。“在1948、49年，很多政治人物和将领都投降共产党，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投共，到香港、美国做寓公去了。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自杀了──陈布雷和戴季陶。蒋介石虽然也想到过自杀，但还是忍下来了。”
有些西方学者不明白：1949年的蒋介石是彻底失败了，但同样一个蒋介石，同样一个被指为“腐败”、“独裁”的国民党，为何在大陆失败，却在台湾成功建立一个经济繁荣和民主政治的社会？ 郭岱君说，实际上，蒋介石一直想搞改革。抗战刚开始，曾经有两个省实行了三民主义的土地改革，陈诚在湖北省，陈仪在福建省，他们都做了二五减租，这跟后来的三七五减租很像。但是很不幸，之后又开始打仗了，所以都没有做成，没有機会，每天都在战争中。
在台湾实现改革夙愿 郭岱君说，1949年，台湾进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由陈诚主导土改。而那时国民党还在大陆打仗。1950年，76％的产业是国营的，政府控制的，可是10年后，计划经济就成功的转为市场经济。
1950年年底，蒋介石决定实施地方自治，那时的台湾生产停滞，农业工业都落后，对外贸易连50万美元的外汇券都开不出来，失业率非常高，上百万的军民从大陆涌到台湾，吃都是个问题，到处乱七八糟，而且美国已宣布放弃台湾。 蒋介石身边的很多人都说“这太危险了，到处都是台湾人，国民党还能有立足之地？”
郭岱君说，今天回想起来都是个奇迹，怎么敢进行乡、镇、市长，县市长，省议员的选举？而且结果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台湾本地人当选为台北和台中市长，期间他很挣扎，甚至让人家退选。最后还是同意他们继续竞选。 非国民党员当上了市长，本省人才看到政府决心实施民主，以致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候选人参加选举，这奠定了后来国民党在台湾55年的基础，不但是土地改革，而且也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成功。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说：“没有蒋介石垫下基石，台湾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民主法治，因此，以‘一代领袖’尊称蒋介石，应非溢美之辞。”尽管最后的民主政治是蒋经国完成的。
以民生、民族为重 蒋介石在台湾，早期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他几次拒绝美国欲对大陆使用核武器的建议。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美国在积极考虑对入朝中共军队使用原子弹。蒋介石12月1 日日记：“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1954年10月20日，美国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台湾方面可以向美国申请借用“原子武器”，他表态“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影响。”1968年12月，他对美国国务卿鲁斯克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
日记中，蒋介石崇尚“仁义”施政。在大陆遭天灾人祸时──54年大水灾，58年大跃进、74年中越海战等，都有人劝他趁机打击中共，而他说，我的黎民在受苦，应该如何救民于水火之中，不能趁此时去反攻，否则不是仁义之士。
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珍宝岛冲突，苏联派人与蒋联络，蒋开始有点动心，但他说苏俄对我们绝无好心，不愿做吴三桂，做苏俄的马前卒。1950年中国开国周年大典，国民党空军准备轰炸天安门，他在最后时刻取消：“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
用中华传统文化“反攻大陆” 蒋介石最后的日记是1972年，“此为最黑暗之时期，但余对光复大陆之信心，毫不动摇，且有增无已，因确信上帝与真理和我同在也。”其实他早就知道，不可能军事反攻，但这时候他已提出政治反攻，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用三民主义来反攻大陆。
60年代，与中共文化大革命“批判孔孟之道”同步，蒋介石推行“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台湾开始从小学到大学入学考试，以及政府公务员考试，都大量强化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科目，尤其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受到特别推崇。致使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中最能完整承继中华传统文化的地区。
如今，21世纪的台湾，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陶冶下生机勃勃；而今天的大陆，政治独裁，经济发展不平衡，意识形态缺失，民怨沸腾，如同一个火药库，让人担心随时可能爆炸。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蒋介石日记》的出炉与研究，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蒋介石的另一面，或许也正是历史还原真相的契机。 ———————————————————————————————————————
蒋介石遗像
二、 抗日：忍辱负重 护卫国魂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指责蒋介石迟迟不抗日，错失时机民气。《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后，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拖延向“日本开战”的深沉苦衷。 文 ◎ 毕儒宗、孙芸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在指责蒋介石不抗日，批评蒋中正是因为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及共产党促使之后才抗日的。直到几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拖延向“日本开战”的苦衷。
中日军力悬殊 如何打？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中国人群情激愤。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近日在波士顿演讲时说，蒋介石当时十分痛恨日本，在日记里一律称之为“日倭”或者“倭”。蒋介石很清楚：中日必将一战，因为“倭所要我者，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 但他深知，当时的中国军队远不是日本军的对手，中日实力悬殊，中国要争取时间。
日记中，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时常祷告，让神给予他时间，他也一直派人去欧美寻求援助，因而迟迟没有正式向日本宣战。 郭岱君说，918事变时，中国有什么军队？只有一些军阀割据，除了黄浦军听他的指挥外，其他军阀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军队不受蒋指挥，直到1944年抗日快结束时，还是这个局面。
蒋介石一生都没能真正统治中国，国民党并没有能力号令全国，军队装备也严重落后。 他在日记写，第一，这个战怎么打，日本那么强，中国那么弱。第二，军阀割据各有所谋，军阀不见得会听他号令打这个战，第三，当时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跟南京对抗……。他不认为可以打赢这场战，要打就必死无疑：“今日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已，万一不测特令此为遗嘱。”
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不能被党内人士和学生理解的痛苦。郭岱君说，满怀热情的年轻学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向日本宣战，国民党左派也认为他的抗日是假。蒋介石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反反覆覆记述了他对此的愤怒和羞耻。
攘外必先安内：收复西南 蒋介石采取的方针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在日记中写到“不先剿共灭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平内，则不能攘外。”但这个“安内”不是指中共。 他认为，中日之战既然一定要打，上海是受不住的，决定迁都四川，可是南京政府进不了四川，因为四川、云南、贵州这西南都是军阀控制，他根本进不去，怎么办？
郭岱君说，在1932、33年间，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把共产党放在眼里，经过几次剿共，红军不到3万人。而他故意流下一股红军，跟着后面，这样才能进入四川、云南、贵州，然后再往西北走。因此，他以剿匪为掩护，藉“剿共”收复西南，而红军，只要再来一次围剿就可以剿灭了。
张学良坏了一盘好棋 另一方面蒋介石积极和日本和谈，希望再有三年，拖到一九三九年，不幸的是，由于张学良的鲁莽，西安事变打乱了他的部署。他在日记里反覆讲“汉卿坏我大事”、“汉卿误我一盘好棋”、“汉卿误我大局”，而张学良当时一定是看到了蒋介石的日记，深受感动，最后决定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然而，杨虎成和他的西北军、东北军都反对，蒋介石没有亲自写下手模脚印，绝对不能信任他。但张学良声泪俱下地说，我一定要护送委员长回去，否则中国没有人能领导我们抗战。不过，蒋介石一辈子都无法原谅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没有办法再拖延，全国仓卒抗日。他本来希望德国顾问能帮助他训练六十个德国装备师，但此时一半都没达到，同时想取得苏联、美国等列强的支持也落了空。 然而，一旦宣战，蒋介石坚定不移。他曾在一份批文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说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其中可见其对抗战的决心与态度。
艰苦抗战 败而不降 中国和日本第一大战为何选在上海？蒋介石说，松沪之战必须打，第一，必须把战线从北边拉到南边来，扩大日本战线，不能让他从东北直接到西南；第二，唤醒国人全力抗战；第三个很重要，要震动全世界，西方列强很多商业利益在上海，要让他们感觉到痛。
郭岱君说，松沪战中国打得惨烈。国军三个人一支步枪，步枪有的还要用绳子绑起来，不绑就散掉了。哪天打仗哪天发子弹，每个士兵只发约10颗子弹，平时训练只能用假的。当时的中国就那么穷，士兵只能穿草鞋，可是日本是军舰，机械兵团，中国是在用血肉之躯抵挡日本的高强度火力。 当时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郭岱君说，到了1938年，蒋介石的策略非常清楚，就是坚忍不拔，败而不降。每一仗几乎都打败了，但是绝不投降。所以日本每次有一个大的攻势，就以为中国一定投降，结果中国人败了就撤退，就是不投降。
以空间换取时间 蒋介石在抗战时曾讲，中国人地域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一吋山河都是抗日的地方。郭岱君说，他那时确实是带着中国人这样做，他想拖垮日本，以空间换取时间，打不赢就换地方。事实上也是，直到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出现转机，中国才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但是中国的损失惨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万931次。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也让日军死伤近250万人。
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对蒋介石的评价，因政治立场不同，存在极大的差异。台湾难免于“完人”的歌颂，大陆则责以“罪人”之名。持平而论，蒋既不是“完人”，也不是“罪人”，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在铺天盖地袭来的各方压力下，蒋介石忍辱负重，竭力护卫国家，实不愧为民族英雄，功不可没。◇
关於这位左棍名记者范长江的点点滴滴，我们只能由中共媒体与核准出版的刊物上看见一些真相，大家阅读时要懂得反思与举一反三，毕竟在共党的主旋律之下有些真相还是不能揭露，主旋律还是必须唱的与共匪是一致的！我们必须发挥智慧由这些春秋笔法里找到真相！！因为里面许多谬论是错的离谱！引用一些关於国民党的说法与资料是中共长期胡说八道的宣传小说史！我相信只要有认真读过泛蓝思想入门版面文章的网友，必能知道我所说的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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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的经历与悲惨结局很说明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媒体工作时，可以报道当时反对政府、颠覆国家的中共组织的情况，并至为之做宣传，更可以在文章中批评政府的剿匪政策，他不仅没有被问罪惩处，还由此成了名人。而他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从来没有为对立政党说话，更没有对自己的组织、政府和领袖说过一个 “不”字，但最终却难逃杀身之祸，冤死在共产党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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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8 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 作者：王咏梅
早期对言论自由的阐述
范长江较早论及言论自由的文字，是在他发表于1937年4月的通讯《忆西蒙》中。他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报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年代，特别是在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范长江在包括《祖国十年》在内的一些通讯中陆续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于友在分析范长江早年热心于宣扬民主理念的原因时，说：“由于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于友没有提到的是，1937年初范长江的延安之行导致了他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2月9日晚，他同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介绍了十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以及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使范长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高兴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把我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我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此后，范长江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自此，范长江有了“正确的认识”，报道的政治倾向也逐渐有利于中共和红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然也就离不开对民主、自由的阐发。
这时，范长江还在《大公报》工作。《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和大胆放手的培养人才的方法，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的爱国热忱和远见卓识，为范长江充分实现自己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条件。他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决定发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一九三五年的报道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公报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这八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1937年“七七”前后，范长江负责战地记者的派遣与联络工作，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为1938年主编或与人合编出版大量的战地通讯集创造了条件。长江说：“这两年(指1937年、1938年，笔者注)写的战地通讯，随笔等，是我作记者的历史中最多的。”又说：“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的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关于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范长江在1941年为香港《华商报》写的长篇连载《祖国十年》“留下的问题”一节中更为详细地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
傅国涌认为：“这番回忆生动地印证了《大公报》坚持‘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选择，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青年范长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笔调写出真实的中国一角，从而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范长江在新闻界的崛起与《大公报》追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胡政之语)是分不开的。”
但1938年秋，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纲领，以反对中共提出的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以坚持抗战的方针。范长江主张党派民主团结，在这个问题上与拥护“三个一”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生矛盾。长江回忆说：“张季鸾随即和我正式谈判。他第一次对我明确表示：‘《大公报》要完全以蒋先生的意见为意见。’我说：‘《大公报》应以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他说：‘你是《大公报》的人，你应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应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和《大公报》在政治上就因此闹翻了。”最后，范长江离开了《大公报》。
系统论述言论自由
范长江系统论述言论自由，是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这是1946年春范长江在他所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新闻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讲话。他说道：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就是“要说什么，就写什么”。并认为：言论自由“一定在反动派统治的社会里，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革命地区，人民革命已经成功的地区，言论自由的问题已不成问题。因为言论自由这个口号，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提出来的口号，一定是那个地方言论不自由，才提出这个口号。”
在范长江的心目中，言论自由最终目的是批评政府，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他之所以认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言论自由不成问题，是基于“我们到国民党地区办报，最头痛的是新闻检查。在我们这里，不但不检查，我们还可以批评政府，而且不止一次地批评。政府不但不能光火，而且要老老实实地道歉”的事实。那时解放区民主政府对待批评言论的态度，与国民党政府迥然不同，范长江举例说：“上次批评淮安县委住的房子太好，脱离群众，只好老老实实搬家”，他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以在我们这里，言论自由是不成问题的，民主政府给我们充分自由，从来不限制。在国民党地区，新闻工作的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在报上发表正确消息与正确言论。
范长江在这里对言论自由所发表的态度，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虽暗作反共内战准备，但在口头上还不得不高唱和平调子，玩弄“和谈”阴谋。国统区新闻界发起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以1945年8、9月间发生的“拒检运动”声势最大。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揭破了国民党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种种造谣污蔑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运动的序幕。此后，重庆16家杂志社发表了拒检声明，并得到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上海等地文化界、新闻界的支持与响应。国民党当局被迫做出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常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被迫签订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不得不明确“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废止战时实施的新闻出版检查办法、修正《出版法》、“扶助”报刊通讯社的发展等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文。
但是这些让步只是一纸空文，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其一贯奉行的新闻统制政策。他们在公开宣布给予人民某些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同时，暗中仍在镇压进步新闻出版界、剥夺人民新闻言论自由。虽然自1945年10月1日起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其实施地区仅限于西南、西北等抗战期间的国统区，包括中国大半江山的收复区仍处于其新闻检查的刀斧之下。即使在已废除新闻检查的地区，国民党当局也经常以□□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做出具体规定。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还在会场外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对要求民主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大打出手。就连胡政之也说：“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吗?”
在整个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45年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检，并发表社论高度赞扬拒检运动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民主运动”，明确指出不合理的法律规章“都是应该立即废除的”。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10月1日，即国民党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指出“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首先，检查制度在大后方是废止了，收复区还在继续；其次，报刊杂志的创刊，须经登记核准，这一制度还没有废止；再其次，这是很重要很迫切的，邮电检查制度也还没有废止。”因此，社论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继续斗争。《新华日报》还就“校场口事件”、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与《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大公报》等展开多次正面交锋。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撕毁政协会议和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宣布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方针。这时，范长江对言论自由作出系统阐述，正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一种有力回应。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既是共产党的态度，也反映了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呼号。
1938年10月范长江宣布脱离《大公报》后，不仅发起创办了“没有资本家”的合作社性质的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参与创办了中共在香港的第一张报纸《华商报》，还于1942年进入中共领导下的苏北解放区，并于当年10月任中共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长，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1945年12月又在江苏淮阴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可以说，范长江有着在国共统治区新闻界工作的丰富经历，两相对照，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言论自由的可贵和争取言论自由的迫切。长江回忆说：“记得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天，那时我在桂林办‘国新社’，房子里开会，门外特务完全可以听见。白天晚上特务不断，讲什么话都可以听见。他们带着枪，我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像勤务兵一样。那些新闻检查官，专门吃喝嫖赌，既无文化又无知识，我们辛苦送去的稿件，他们读不懂，还要检查我们的稿子，决定哪些可以登。哪些不可以登。有个家伙，曾经到我们新闻机关来投考而考不及格，跑东跑西，跑到新闻检查所去了，反而来检查我们的稿子。被他们删掉的地方，我们加一个‘略’字也不行。有时为了通过一篇稿子，要跑到新闻检查所去同他们打招呼。曾经过这种日子的人，现在来到解放区过自由日子，就是没有房子，就是多跑路，无论如何也是高兴的。有充分言论自由，要说什么，就写什么。好像饿肚子的人，一旦吃到很好的饭菜，说不出的有味道。所以新闻自由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要突破一切困难，要求言论自由。”
范长江不仅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报纸的生命。没有言论自由，报纸就没有生命”，还考虑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艰难性，认为“在反动派统治地区，一定要坚决地要求言论自由，不惜牺牲一切去争取言论自由”。身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介的高级领导，范长江认为：言论自由应该是“真理的自由，人民的自由。……人民应该有真理自由，这是人民正当的要求，正当的主张，正当的意见，要有发表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范长江心目中，“我们的言论自由是有原则的，必须是真理，人民的”。反动派的言论、封建的言论不能有造谣欺骗的自由，如抗战胜利后，鼓吹独裁、反人民、反民主的新闻，就不能有自由；国民党的报纸如果遵守人民的基本真理，不反对民主，符合人民要求，也可以在解放区办。总之，“在民主时代，主张民主的，才有言论自由；反对民主的，就不应该自由。”范长江认为应该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国统区取消新闻检查的时机，在国统区办报，“争取言论自由，把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言论讲出去”；而在解放区，没有新闻检查，报社工作人员应当更加自觉地加强责任心，“随时随地十分注意看稿件是不是符合人民利益”，因为“人民是我们的父母，要十分注意人民的利益。”他还说：“必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必须同旧社会的传统思想作斗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一致。所以对内的自我批评非常重要。我们的报纸对敌保持战斗性，对内就是自我批评。”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显然与密尔顿和弥尔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真理的自我修正”是不同的。
于友认为：“在中共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要求舆论一律，更由于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
但这种思想的形成，有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46年。在同一篇文章中，范长江还谈到了“党报与人民报纸的统一”、“报纸的阶级性、党性和政治性”、“真实性”等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会有超阶级的自由，不属这个阶级，就属那个阶级。”“我们对旧的统治者，反对新闻检查，要自由；在革命队伍里，是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如果要自由，就会脱离党，脱离人民。”很明显，范长江认为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除了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以外，就没有了别的自由，因此演变到后来成为“驯服的党政干部”，也就不奇怪了。
提倡说真话、走群众路线
从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0年中，我国在政治上先后发生了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新闻媒体作为党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整风运动中盲目鼓励大鸣大放，充当“引蛇出洞”的工具，新闻界自身也进行了反右派斗争，还在“大跃进”中推波助澜，大放卫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更是传媒宣传的重点。
自1946年发表《论人民的报纸》后，范长江担任过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等职务，解放后还曾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一直奋斗在新闻战线上；但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之后，就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不过，范长江没有停止他对新闻工作的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时，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于友把这件事，当作范长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的一个证据注侣，认为：“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的确，关于什么是真理、真话，有着不少的哲学讨论；但言论自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发言人自己认为是真理、真话的内容。据曾经跟随范长江14年的司机回忆，50年代末，有一次范长江在高教部作报告，谈及浮夸风问题，十分气愤，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司机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范长江回答：“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这就是范长江所说的“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从中可见范长江坚持说真话的铮铮铁骨，也可见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能为实现言论自由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两年后的1961年，范长江还写下《记者工作随想》，大胆地就自己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见解：“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在毛泽东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作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的时候；在林彪等人通过报纸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时候；在有的人成了进行口诛笔伐的斗士，有的人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专家，新闻事业内部矛盾人为地进一步加剧的时候；在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经过一番“洗礼”，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的时候；在多数新闻工作者违背基本的新闻规律，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代替真实的事实报道的时候；在很多新闻学研究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甚至成为“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捍卫者的时候，范长江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回顾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论述和实践，可以发现：他虽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太一致的主张，但贯穿始终、经久不变的是他对人民的感情：从主张“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到因为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而离开《大公报》；从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谈到的“依照人民的意志，什么自由都有”，到这里提出的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甚至在自己已遭到陷害的时候，他还坚持尊重群众的意见。1966年6月，范长江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大字报到处都是，他还要去科委。司机说：“你别去，那儿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范长江却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躲着群众不对，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让群众出出气，他们的气就消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长江被宣布停止职务。他在60年代公开发表的几十首诗词都被说成是“黑诗”。他在30年代报章上写下的数百万字新闻作品，更很快成为他百口莫辩的“罪证”。他最初十分相信自己完全是可以说清楚的，甚至主动将历史材料送到审查者手里，于是把自己从30年代保留下来的宝贵的数十本日记、笔记等都交上去。范长江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写过一篇回顾抗战历史的连载长文《祖国十年》，因日军侵占香港没有全文发表，解放后一位朋友将这篇旧稿交还给他。文革开始后范长江重新翻阅这篇旧文，发现其中有“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类的行文，心里担心容易引起他人“误会”，曾想“烧了算了”，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要襟怀坦白，于是将保存了十多年的文稿原封不动地交了出去。他没有想到，他提交的这些材料都反过来加重了自己的“罪名”。
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说：“父亲的一生主要做过两件事：一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当记者并参与创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二是在建设时期主持科协工作，倡导推动新时代的科学与文明。他前后从事的这两种职业，有着内在一致的联系——崇尚理性和客观性，尊重事实，恪守责任，追求真理。也许是这种职业习惯，也许是他天生豪爽直率的性格，他无法忍受那些戴着政治光环却十分龌龊低级的污蔑与谎言。虽然他有过‘坦白从严’的教训，他仍然决定坦荡而真实地写出自己过去曲折漫长的生活经历，并公之于众。他拿出确凿的历史证据——保留多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写给他的亲笔信，证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当年是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肯定的。我们当时怀着惊奇和兴奋的心情，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开始相信父亲是受了冤枉的。我们几个孩子帮助父亲将他的自述抄成洋洋万言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也许，在当时那种疯狂的环境气氛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识时务——那样毫无愧色地为自己公开辩护。”这时的范长江，是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和知识分子，在以公开的答辩的方式，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维护包括说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话在内的各种正当的基本人身权利。
“文革”中范长江遭遇到严重迫害，经长期关押，这位“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在1970年冬含冤而亡。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生于四川内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大陆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范长江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 《益世报》等报撰稿。
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深入中国西北地区作为期10个月的考察采访。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引起轰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后发表通讯《陕北之行》等，向人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1949年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1949年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的遗体在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枯井里被发现。他是自杀的还是被害死的，至今都是一个谜。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自杀，也是由于残酷迫害所致。他已经被关押三年了，受尽了折磨。
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亲自主持了追悼会。
范长江在中国最早出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后的情况。1935年，26岁的范长江做为《大公报》记者到西北采访，写了几十篇采访通讯，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其中透漏了红军北上的情况。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到了陕北，写了系列通讯《塞上行》，介绍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的情况，替共产党做了宣传。《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使他成了全国知名的记者，也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1939年，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变成了组织的喉舌，为党的宣传事业兢兢业业地效力，热情讴歌党。
范长江的经历与悲惨结局很说明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媒体工作时，可以报道当时反对政府、颠覆国家的中共组织的情况，并至为之做宣传，更可以在文章中批评政府的剿匪政策，他不仅没有被问罪惩处，还由此成了名人。而他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从来没有为对立政党说话，更没有对自己的组织、政府和领袖说过一个“不”字，但最终却难逃杀身之祸，冤死在共产党的天下。不知是谁的主意，现在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以范长江命名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知道“范长江新闻奖”是号召新闻工作者学习他在《大公报》时期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自由精神，还是要大家记住他在组织内充当喉舌最终被戕害的命运？
透过范长江和《大公报》，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状况的一个层面。
国民党引进了苏联的经验，以党治国，实行党阀专制，比军阀统治更限制言论自由。孙中山有一个蔑视民众的理论，认为国民素质低下，革命者的要当民众的“保姆”，要对人民进行教育训导，要实行“训政”。为此国民党仿照苏共模式成立了负责舆论宣传的□□部，并在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控制舆论的法令，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由中央报刊、广播、通讯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党报所组成的完整系统的党的宣传体系。国民党还查禁对立政党的报纸，迫害报人。由此看来，国民党在言论自由方面比慈禧、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大大倒退了。
但是，它还是要比今天宽松得多。说它宽松，主要是指它允许民间办报，报纸不仅不必只唱主旋律，还可以批评政府。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党派，要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党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
《大公报》每天都会发一篇社评，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敢于“骂”驰名。它即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共产党当时属于反政府武装，骂骂无妨，可敢骂执政的国民党，一方面说明它有胆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有点雅量。
在国共两党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国人内斗，给中国四万万人民带来了战祸，尤其对“国民党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担忧。《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党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党，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
1927年蒋介石执政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文章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并发表《党祸》一文对国民党在“4.12”以后以暴力铲除政治对手共产党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怒。抗战时期，报纸搬到重庆，它也直截了当地抨击官僚们灯红酒绿的生活。对于《大公报》敢骂国民党政府，有人说那是属于“小骂大帮忙”，但是，共产党执政后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大帮忙”，为什么不允许“大帮忙”的报纸存在？不要说骂国家领导人，如今的报纸若敢给领导人提意见，就立即命运不测。
老牌报纸《申报》更敢于在国民党执政后“猖狂”向党进攻，说“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它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已成为革命罪人。”它还“猖狂”地反对领袖，严厉批评蒋委员长，公开反对蒋的剿匪政策。在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共红军的时候，它连续发表了三篇与中央对着干的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指斥政府：“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何时能绝”；“官逼民变，民安能不变。”
不仅仅是《大公报》和《申报》，当时其它民办报纸也常常登载批评政府、揭露和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揭发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抨击政府，批判蒋介石。抗战后，《世界日报》还公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
蒋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报刊的批评。蒋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经向报界发出通电，请报界对国民党政府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尽情批评。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允许民间办报外，还允许民间办广播和成立通讯社，它没有把所有媒体统统变成权力的附设机构，变成执政党的喉舌。
国民党视共产党为“匪”，对共产党采取的是镇压政策，在言论自由方面也封堵共产党的声音。国民党制定的法律把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定性为反动宣传。但是，亲共产党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员的左翼文人，却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远不够严厉、坚决和成熟。被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在国民党时期发表了大量具有战斗精神的硬骨头文章，仅在《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就发表了143篇文章。鲁迅一生主编或参与主办的报刊有19个，其中一半是在国民党时期办的。如果那时候蒋介石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不准媒体发表鲁迅的文章，或者鲁迅的反党反政府言论一出笼就被“右派”被“劳教”被“劳改”甚至被“镇反”，硬骨头要么变成软骨头，要么变成骨灰。
范长江曾写过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那候，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如瞿秋白、郭沫若、周扬、茅盾、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都可以公开在国统区发表作品，共产党控制的左翼作家联盟还先后办了十几份刊物。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执政时期有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报纸，但国民党以后的中国，就只有当权派的报纸了。国民党虽然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不过，检查得不是很严。1945年8月7日，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拒检运动”，就是各家报纸联合行动，不送检就出报，国民党也不在意自己的权威和面子，居然在10月1日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
当然，国民党对于它认为严重出格的媒体也是要耍淫威的，有时限令停刊1天，有时限令停刊3天。对于它认为太过分的，则不惜使用暗杀手段。比如前面提到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就是被暗杀的。史量才是个不畏权贵的人，有好心人曾经劝他不要得罪当局，说蒋介石有百万军队得罪不起，史量才回答说，我也不敢得罪百万读者。史量才被暗杀后，蒋介石不承认是自己干的，还下令彻底追查，远没有毛泽东执政后“不许敌人乱说乱动”的气魄和气势。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查封了共产党报纸，还杀害了共产党的报人羊枣。上海的61位新闻记者居然敢于公开提出联合抗议，各报予以登载。这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时期，别说是联合抗议镇压敌方的报人，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主席迫害死了，也没有任何媒体敢吱一声，不仅不敢吱声，还一个劲地拥护。无论杀谁，舆论都会一致高呼“大快人心”。
因此可以断言，尽管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中国出现新闻行业后，历史上言论自由非常黑暗的时期，但还不是最黑暗的时期。
【 阿波罗新闻网2011-06-11讯】
第一講 總理遺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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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三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國父遺教概要
版面原件：第1頁，第2頁，第3頁，第4頁，第5頁，第6頁，第7頁，第8頁，第9頁
〔第1頁〕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在峨媚軍訓團講——
〔要旨〕
一、總理遺教為吾人必須具備之基本知識。
二、總理遺教之淵源：
１·中國正統的學術思想；
２·歐美社會科學之精華；
３·自己獨見創造之真理。
三、總理遺教之系統：
１·關於心理建設者；
２·關於物質建設者；
〔第2頁〕
３·關於社會建設者；
４·關於政治建設者。
四、希望大家精研 總理遺教。
〔本文〕
本團第二期的功課，現在只有一個星期就要完畢了。在這最後一周內，就要將以前兩週間所教所學的一切道理綜合起來，求得一個綱領，才可以明瞭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具體辦法。我們在軍訓團只有短短的三個星期，要想將一切學術一件件的講授透澈，不必說三個星期，就是三年也學不完。但是大家既然集合到這裏，就不能不求得基本的要旨，至少也必須認識今後做事的最高原則。我們無論是求學與辦事，一定要特別注重提綱挈領，纔可增進效能獲得實益。古人說：「舉綱者必提其綱，振衣者必挈其領。
」又說：「一綱舉，萬目張；一本立，萬事理。」我們無論研究何種學問，或擔當何種事業，必須先本後末，得其綱領，然後循序漸進，纔可以得到最後的成功。大家無論是軍隊裏的軍長師長以至營連長，在政治上負責的廳長專員至縣長科長，教育界的校長和一般教職員，團警隊的大隊長和各級幹部，都是為人長上，領導?一部份的部屬和民眾，擔負?一方面的任務，對於這種治學和辦事的基本方法，不可不深切體念！而對於今後求學問和做事業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和必須遵奉的中心思想，尤其須先有一番系統的研究和明白的體認不可。我所謂「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與必須遵奉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我們 總理的遺教。
我們知道： 總理的遺教，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的國〔第3頁〕情以擷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之精華，再加以自己所獨見創造的許多真理所融鑄之整個的完美的思想體系。一方面是崇高博大的學問，一方面又是切實可行的方案。全部遺教所講的都是做人立業、治國平天下之高明悠久而又易知易行的要道。我們詳細研究一遍，比讀十年書所得的知識還要多，無論立己立人自救救國，一切學問和方法，都不待外求。我們無論研究什麼學術，都應當歸結到 總理遺教的闡揚和實行。即如我們軍官團各位長官和教官所講一切政治、經濟、軍事課程及精神講話，可以說都是要充實我們的知識，增進我們對於 總理遺教的認識與實行的能力，來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事業。因為
總理遺教如此重要，所以我想藉各位在軍官團最後這一週的時間，將全部遺教的要義向大家作一個系統的說明，以為今後研究的門徑，增進大家奉行的決心。
剛才我講過：無論為學與辦事，首先要能提綱挈領。我現在為講述的方便，就按照 總理所著建國方略的四大部門禹綱領，光列一個系統表，然後再逐步加以解釋，使得大家對於 總理全部遺教有一個系統的概念：
〔第4頁〕
總理遺教體系表〔圖片〕
〔第5頁〕
總理第一部最重要的遺教，當然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乃革命建國的最高原則，諸如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建國大綱等等可說都不過是實現三民主義之具體方略，再說三民主義的內容分析起來，我們可以大概的說：民族主義為心理與政治建設的原則；民權主義為政治與社會建設的原則；民生主義，則為政治與物質建設的原則，綜而言之：三民主義即為統攝心理、物質、政治、社會四大建設，以完成國家建設，即整個國民革命之最高指導原則。
其次，關於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家建設方案， 總理的遺教很多，其中包括最完備規劃最精密而最有系統的著作就是建國方略。建國方略的內容原分：（一）心理建設（孫文學說）、（二）物質建設（實業計劃）、（三）社會建設（民權初步）三部門。現在我再將 總理關於政府組織與地方自治的遺教歸納為「政治建設」，合為四大部門，所有 總理重要的遺教，就統統包括在內了。
第一、關於心理建設者：——關於心理建設最主要的一部遺教，當然是孫文學說。孫文學說的要旨在：力斥千年來陷人民於思想的迷津之「知易行難」的謬誤，並說明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和國家之所以積弱不振，最大的一個癥結就是一般人「不求深知不起篤信」與「畏難不行」。今後我們完成革命，建設新國家，必須根本上剷除一般人此種心理的錯誤；建設「知難行易」之革命心理。使全國國民都能知「知」之難而能篤信主義；知「行」之易而力行主義，從而除「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苟且偷惰空疏頹放的積習，養成嚴謹勤勞求真崇實振奮進取的心性。這是我們每個革命黨員首先要做到的「革心」的工作，也就是訓練學生或部屬以及一般國民最緊要的基本教育。
〔第6頁〕
總理在建國方略中所講的心理建設，本來是專指「知難行易」的學說而言。我現在所講的「心理建設」的意義比較廣泛，實際上就是「精神建設」。因此，除孫文學說之外，更應當包括民國十一年一月總理在桂林所講的軍人精神教育一書；以及在三民主義和其他演詞與各種文告中對黨員對國民關於人格修養的許多遺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主義、第二講中所謂要恢復固有道德的道理；最精要的就是民國十三年對黃埔軍校學生的十二句訓詞；亦即我們現在所唱的黨歌。「知難行易」的學說，是從哲學思想上建立「力行」的哲學信仰，以振作人心，而推進革命，軍人精神教育及 總理其他關於人格修養的遺訓是從倫理道德上指示人生必由的途徑，以增進民德而發揚國力。其要旨都是在發揮「智、仁、勇」的精神，恢復民族固有的道德，充實民族固有的智能，來挽救危亡的國家，復興衰弱的民族！大家要曉得：我們如果沒有心理和精神的堅固基礎，一切物質建設不僅不能成功，就是倖而成功，亦決不足以救國。所以精神道德的建設，是我們一切建設最緊要的基礎。
第二、關於物質建設者：—— 總理關於物質建設的遺教，其中最體大思精的，莫如實業計劃。總理說：「國家建設之首要在民生」，他的實業計劃，完全以暢裕民生為出發點，實業計劃實現之時，即經濟發達物質建設成功之日，國民的食、衣、住、行、育、樂等一切民生問題就可解決，當然能成為一個富強安樂的新國家。更有一點大家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實業計劃一部書其實就是一個偉大的國防計劃。如那裏要開闢河道海港，那裏要構成鐵路網的中心，又應如何開採煤鐵礦產，興辦士敏土廠、
鍊鋼廠、機械製造廠、造船廠、造車廠，以及如何發展食衣住行等工業，怎樣移民於西北，怎樣發展農〔第7頁〕業與水利，都是?眼於國防上的需要，為國家民族策長治久安之圖。名目上雖說是什麼東方大港，北方
大港，南方大港，漁業港，其實都是軍港，所有鐵路中心和終點，其實都是國防戰略上軍隊集中的地點。實業計劃中一切的節目，無不有重大的國防意義，為軍事而準備的，這一點大家格外要澈底領會。我們如果不將實業計劃研究得透澈，就不算懂軍事，更不配談國防，且不能算是一個有常識的國民，更不能做人家的上官。大家要曉得：我們講軍事是不能離開經濟的，現在軍人必須懂得經濟，要研究經濟建設，尤其要研究並實行 總理的實業計劃。 總理關於物質建設的遺教，除實業計劃之外，還有「錢幣革命」一篇很短的方略。錢幣革命的意思，以後當再另說。大概實業計劃是關於物質建設之「事業」的方案；而錢幣革命則為當時改革貨幣以穩定金融增加經費能力的一個政策，可說是關於解決物質建設之「資本」問題的一個方案。
第三、關於社會建設者：——民權初步是 總理關於社會建設第一完善的典範。現在我們的社會是凌亂散漫，毫無組織的舊社會，因此被人家恥笑，說我們國民是「一盤散沙」，我們的國家，為無組織的國家。我們要雪恥圖強。復興民族，必自改造社會做起，使我們的社會成為有秩序，有紀律，合乎現代組織的新社會，民權初步雖然是專講集會，然而推廣來說，就是建設社會的軌範，更是實現民權主義，建立現代國家，對於一般國民實施基本訓練的教本。因為我們中國一般人民一向就缺乏組織的習慣和團體生活的訓練，連最基本的集會議事的常識也沒有；所以我們要建設新社會，樹立全民政治的基礎來實現民權主義，一定先要照 總理的民權初步實施基本的民權訓練。我們務須使每個國民無論何時何地〔第8頁〕都能和開會時一樣的遵守秩序，服從紀律。造成有組織的國民與社會，然後可以造成有組織的國家和民族。除民權初步之外， 總理還有關於社會建設的實際規範，就是國民黨的組織。所以我們可以說：國民黨自興中會以來歷次的黨章，也就是 總理關於社會建設最實際的遺教。不過民權初步是講一般的原則和規範，而黨章是講特殊的革命政黨的組織而已。
第四、關於政治建設者：——就政治建設的廣義而言： 總理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等全部遺教，都可包括在內。而我們在此處所講的政治建設，比較的是採狹義，即指普通所謂「政治」的範圍以內之實際事物，特別是指國家政治機構之建設與運用而言。基此意義，可知建國大綱就是 總理關於政治建設最簡要切實的寶典，而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其補充的規定，至於五權憲法則為政治建設所要建設的理想制度。前兩種是講政治建設的步驟或方法，而五權憲法則是 總理所苦心創制的政治理想和制度。
總理的遺教，除「三民主義」係統括一切的最高原則之外，大概可分以上四大部門。而這四個部門，已可概括 總理全部的遺教，這些遺教就是我們革命建國最主要的典則，和我們軍隊裏的典範令一樣重要，我們要建設國家，完成革命，一定要先將 總理的全部著作按照上面所舉的綱領，研究明白。大家要曉得：上面所講四大部門的遺教，就是整個國家建設的方案，也就是國民教育的基本內容。其目的在使中國四萬萬人個個能做成健全優良的現代國民，而共同努力造成現代自由獨立的新國家。所以無論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或軍隊教育與社會教育，都要以此為基本。然後我們所教出來的子弟、學生、部〔第9頁〕下和民眾纔能為完完全全現代中國的國民，纔能擔負革命救國和復興民族的使命！
今天已將 總理遺教的重要以及研究 總理遺教的綱領，扼要的說明。以後預備按照今天所講的「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四大部門次第，和大家詳細講述。
【历史珍藏照片】胜利的时刻！中国的荣光！
蒋委员长1945年八月十五日透过中国广播公司广播网宣布抗战胜利演说
光聽這一席話，這種度量與正氣，
民族英雄不是當假的，這才是真正大器的中華民族領袖！
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
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纔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 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见青天白日了。这几天以来，各地军民的欢呼与快慰的情绪，其主要意义亦就是为了被占领区同胞获得了解放。
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胜利。须知我们战胜的含义决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胜仗的一点上，我相信全世界人类与我全国同胞们都一定在希望，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
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
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我们联合国以青年血肉所建筑的这道反侵略的长堤，凡是每一个参加的人，他们不仅是临时结合的盟友，简直是为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团结了起来。这是我们联合国共同胜利最重要的基础，绝对不是敌人任何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能破坏。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祇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
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同胞们：敌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是被我们打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胜利的目的，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与侵略武力，我们更要知道胜利的报偿决不是骄矜与懈怠。战争确实停止以后的和平，必将昭示我们，正有艰巨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
我说这句话，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并且也能心悦诚服的接受我们的三民主义，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怖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道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巨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请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纔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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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天皇投降诏书后，在代代木练兵场剖腹自杀的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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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投降诏书后的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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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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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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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械的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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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盟军俘虏的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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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军俘虏的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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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9，福州，缴械投降后的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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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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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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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的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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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获的太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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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的太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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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XC1 提交日期:2009-06-28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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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南京的日本飞行员俘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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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日本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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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16日，新1军派出代表赴粤参加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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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何应钦将军在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结束后发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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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25日，日本驻台湾末代总督安滕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安滕后在上海的战犯监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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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25日，受降仪式会场外，台湾民众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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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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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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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受降，败军席上的日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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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受降，笑逐颜开的中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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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受降，日本代表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将军呈递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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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战犯法庭审判长施美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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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南京暴行的主要责任人谷寿夫被中国军队逮捕，送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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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战犯被带进国际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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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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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签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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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机场受降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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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受降仪式 –
作者:LXC1 提交日期:2009-06-29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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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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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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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寿夫临刑前高呼”中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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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战场被俘获的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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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军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被广州战犯法庭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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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代表高桥坦中将接受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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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31日，日军战犯鹤丸吉光因残害中国百姓被战犯法庭判处死刑，图为临上刑场前他在整理衣物代转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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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判决的日本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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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被押赴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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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犯在雨花台刑场被中国宪兵处决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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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于1946年6月从日本东京将参加”百人斩”的罪犯引渡回南京进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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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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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斩”罪犯向井敏明被押赴雨花台时一路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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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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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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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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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XC1 提交日期:2009-06-29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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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6军凯旋南京。新6军凯旋部队的前导吉普车入城后接受民众欢迎，前导人员高举双臂作出”V”字形手势，表达胜利后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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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6军凯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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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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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中国军队进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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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进入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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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台湾民众欢迎中国军队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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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0日10时，第十一战区在北平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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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于”七七事变”八年后重返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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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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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作者:LXC1 提交日期:2009-07-01 20:04
1945年9月，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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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胜利大游行的驻榆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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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民欢庆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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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武汉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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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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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XC1 提交日期:2009-07-14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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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后，在台北街头挂出的巨幅中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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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慰问抗战负伤军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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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抗战胜利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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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中国伟大卫国战争荣誉部队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上将、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上将致意（国军的荣誉部队由抗战老兵组成，每个战士都在抗战中至少负伤一次，类似于国外的荣誉近卫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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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妇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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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档 <http://127.0.0.1:8580/do/Q_aZ/ootLbjxiL08y/ww3/viewthread.php?tid=37635&extra=page%3D1>
蒋，Chiang，这是我姓氏，从小我真的因为我的姓感到自卑，因为在同学眼里，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姓，时间久了，我也长大了，该知道的也了解到了一些，我们蒋姓因蒋公而自豪，因蒋公而震撼世界！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还有良知，但是如果你还有人类最初的良心，请泡杯茶，仔细看看下面的文章，你完全可以不屑我的话，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不容篡改！我们痛恨日本人篡改历史，我们愤怒，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请你补习一下历史吧，如果你也姓蒋，请为自己鼓掌，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姓氏，请告诉你的孩子，记住属于自己姓氏的骄傲！
《周易》,《豫》卦六二爻辞本义曰:“中正自守,其介如石”，蒋公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的……
1932年1月29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后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做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向所惜哉!
”
随后蒋介石通电全国：“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在蒋公的感召下第十九军、第五军(第五军是后来蒋介石暗中派遣的，参战也是打的十九路军旗号)将士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浴血奋战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迫使东京四易其帅，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1932年3月3日在国联的紧急要求下，中日双方同意停战。“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震动了日本。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强调对日作战是一场长时期持久的战斗，必须“以时间为基础,
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他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认为那样做，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他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中国国民政府自1935年起前后在上海附近修筑了吴福线、锡澄线、乍平嘉线三道国防工事年1937就已竣工。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在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淞沪会战是蒋暗中主动布置，迫使日本把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中国出动了七十几个步兵师及配属的特种部队，日本也出动了九个完整的师团及其他附属部队，双方海空军也都出动作战。“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淞沪会战死伤达27万余人。蒋介石的嫡系在抗日前期就拼得差不多了，光“淞沪会战”就把把蒋的几个精税师拼完！中央军3/5部队参战。后来的几个“抗日铁军”都是在抗日过程中重建的。
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蒋的爱国壮举感动着国人，他的榜样力量，使各地方杂牌军都甘心情愿的能听他指挥，为国奉命。血战台儿庄时，当蒋介石听说奉命死守腾县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战死。亲自从武汉飞往徐州前线祭奠王铭章。时恰遇敌机空袭，警卫要护其掩蔽，蒋介石挥臂挡住，“小小的飞机，不要理它。”炸弹在不远处爆炸，蒋介石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到祭奠仪式完毕。蒋介石甚至也感召着大批共产党人，尽管毛阳奉阴违但也不得不赞扬蒋介石。1938年9月29日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恩来诸同志回延安转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从崇仰。”王明一些高级共产党员就是因为过于抗日爱国犯了右倾主义错误，最后被毛暗中渐渐清理出党的高层。
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一致推举蒋介石为三军大元帅通领陆海空军。
蒋介石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他当时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明确写道：“敌方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这份报告存档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整个军旅生涯都在中国作战的冈村宁次，是不会把他的对手认错的。
1943年1月，蒋介石被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越南、泰国亦划入中国战区之内。使中国国家之声誉及地位，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随即派中国远征军入缅甸支援英国盟军对日军作战。蒋介石全面负责指挥东方战场牵制抵御日本兵力，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公认。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中一号曾叱咤风云的人物，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大民族英雄。在面对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的敌我力量悬殊对比最艰难的形式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全面的抵御外强的胜利。废除了列强强加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中国失去近百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蒋介石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个领导全国军民抗御外国侵略者并取得胜利的领袖，蒋介石把中国这个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跃变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他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向世人尽显中国礼仪邦国的王者风范。１９４５年８月，蒋介石发表讲话，号召中国人民“对战败的日本，要以德报怨”。
蒋介石律己严，不沾烟酒，对祖国，忠心耿耿。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为民族大义而放弃个人私怨。１９７４年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解放军增援舰队直接走台湾海峡，人多担心，然而，蒋介石不但未向解放军开火，还下令打开照明灯，让解放军顺利通过。
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周年大典，国民党空军计划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回答，“取消任务。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1931年的东北不抵抗命令，全是我一人所下，与蒋先生无关！”
另外，东北直到1928年才改旗易帜完全是张学良的独立王国，没有一个中央军，这责任谁来负？不是很清楚了吗？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是他自己想要为自己罪行赎罪！但可笑的是，当时全国所有报纸都声讨他，因为他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比如国民革命军德国装备的问题，最强烈反对的学者就是胡适！苏联的真理报也说：“张学良以抗日为名，行分裂国家之实！”只有日本鬼子很高兴！
现在已知道，1932年128松沪抗战，蒋先生背地里派去了国军最强的新五军，以19路军番号参战，但最终还是失败！
1936年5月中日谈判破裂，蒋先生表示对日已不能让步，同时傅作义与日本在绥远抗战，背地里蒋先生派去了大量的新兵支援，但还是失败！
1933年长城抗战后，国军将领纷纷表示，日本强大无比，我们确实要等，现在抗战，等同于以软击石，自寻死路！
胡适最支持蒋公的政策！他甚至认为还得等三四年，这样就可以完全凭自身就战胜日本！所以他最反对西安事变，认为张杨是误国的大奸臣！
蒋介石不承认台湾独立，他始终认为台湾、钓鱼岛和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领土属于中国，他也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中国地图应该是枫叶形状的！
现在我们都恨台独，但不要把这些和蒋公联系起来，因为这不是他的意志，回首人生，作为统治者，蒋介石干过错事、冤枉过好人、杀过无辜，国民党失去了大陆，这是他一生的永痛。但是，成功不能只看生前，历史并非成王败寇，关公、拿破仑的生前都不比蒋介石成功，但是，他们生后的荣耀却与日俱增，上善若水啊！
掩卷而思，满纸苍凉，蒋、毛龙争虎斗６０载，同是五·四运动后的弄潮儿，同时在北伐战争中崭露锋芒。一个激进砸烂孔家店，全盘马列化；一个是保守的革命家，同时高举科学民主和伦理的大旗；一个鄙视中国传统，蔑视中华文化；一个重视中国传统，热爱中华文化。一个激扬文字、锋芒毕露；一个言行拘谨，却腹藏乾坤。一个对人严、对己宽；一个律己严、待人宽。一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德报怨；一个对敌人宜将乘勇追穷寇、置敌于死地而后快。
作者：缪人凤 提交日期：2007-4-2 20:09:00 访问：12528 回复：501
清明时节忆蒋公
梅花梅花满天下，
愈冷它愈开花，
梅花坚忍象征我们，
巍巍的大中华。
看啊遍地开了梅花，
有土地就有它，
冰雪风雨它都不怕，
它是我的国花。
清明时节，想起了梅花，想起了梅花就想起了大中华，想起了大中华就想起了蒋中正。
近年台湾的去蒋化越来越厉害了，蒋在台的铜象有的被推倒，有的被转移，最近的则有位于高雄最大的蒋氏铜象被大卸200余块，陈水扁更指蒋为专制独裁，是228的元凶。何台独分子疾蒋如此之甚？原因无他，不过恨蒋的一颗中国心而已。
蒋公曾有言：“谁搞台独，我就要谁脑袋”。这句掷地有声，表尽了蒋的大中国情怀的话怎能不令台独分子如芒刺在背？又怎么不令台独分子如眼中疾刺，必欲去之而后快？蒋氏今日在台湾的命运，在台湾日趋政治环境日趋民粹化的今天，实有已致之。
先不论蒋公对整个大中国的贡献，光以对台湾而论，若没有蒋打败日寇收复台湾，那么今日在台湾搞民粹那些东西必还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匐伏称臣，何来所谓台湾人的“出头天”？若没有蒋公率军保卫台湾，那么台湾人的命运能跟大陆各省人民的命运有多少差别？若没有蒋公以“毋忘在莒”的精神在台生聚教训，那台湾能有傲人的经济建设成就？台湾人有句话，叫“吃蕉拜树头”，意思也就是为人当感恩图报，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可为何偏偏对蒋做尽忘恩负义之事？原因实在于今日台湾的政治环境已被民粹政治包围，蒋公既然作为大中华主义的代表，威权时代的象征，不推倒实无法再促进台独事业的进步。
平心而论，蒋公在台并不是全然没有失策之处。如在镇压
228台独或者第五纵队暴动后对台湾本土精英有所压制，如在威权时代有一些无辜者枉死。但这些小眦实不足以掩大德。即以陈水扁而论，日据时代他家几代赤贫，家人多目不识丁，而在二蒋时代他却能上名校，成律师，步入社会高层。更重要的是，与陈有相同命运的台湾人有在大批，陈并不是个案。这充分说明，两蒋治台基本上德政。今日台独分子扬小眦而掩大德，尽干鞭尸之事，虽出于其台独理念，实为人伦道德所不是。
然而蒋公在大陆的命运恰恰与其在台湾的命运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蒋在台湾的评价是在往下走的话，那他在大陆的评价则是愈来愈上扬。在历史真相渐渐解密的今天，在互联网发达，血写的事实再也封锁不了的今天，当许许多多的大陆人民明白了蒋公为推翻满清，统一中国，抵抗外侮，洗刷国耻所作出的不朽功勋；当历尽许多波折，在邪路中猛回头的大陆人民明白了蒋公所坚持的三民主义道路实为一条中国进步发展的阳光大道的时候，蒋作为民族正气的代表，能不受到尊重吗？
一句话，蒋在台湾的渐渐落寞与在大陆的日趋尊重的原因无他，因为蒋公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中唯一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民族，中华民族有着象梅花一样坚忍不拔的精神，唯其如此，方能屡仆屡起，愈挫愈奋。忆我蒋公，他多次遇挫，又多次奋起，他的精神难道不正与梅花一样“愈冷它愈开花”
、“ 冰雪风雨它都不怕”吗？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中华民族就会直到永远，只要中华民族不会亡，蒋公的精神必与之长相追随。
大中至正，蒋公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