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抗日戡亂名將——胡宗南將軍 – 中华民族忠烈祠 – 中国泛蓝联盟 – UOCN.org!

胡宗南一生戎馬 文物展緬懷忠貞志節 
記者鄭惠鴻／台北報導

　為表彰已故胡宗南上將一生愛國情操及犧牲奉獻之精神，中華渡海興台會昨日舉辦「風雨中向砲聲前進！胡宗南上將紀念會」，並陳展相關文物，表達追思與懷念。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執行官吳達澎上將代表國防部長高華柱出席（如圖，張祐銘攝）致詞時強調，胡將軍一生戎馬、獻身沙場，為國犧牲奉獻，是國軍的典範，高度期勉國軍官兵效法其精神，戮力達成保國衛民的神聖使命。　由中華渡海興台會主辦，一江山戰役協會協辦的「風雨中向砲聲前進！胡宗南上將紀念會」昨日在中和巿公所舉行，邀請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吳達澎上將、前警政署長孔令晟、前駐越南代表胡家麒、中和巿巿長邱垂益及其家屬、故舊部屬等百餘人與會，希望透過胡宗南生前文物、手稿、照片，共同紀念胡宗南將軍的忠貞志節，相關文物陳展將一連展出三天，國防部竭誠歡迎民眾踴躍前往參觀。
　吳副總長指出，胡宗南上將畢業於黃埔一期，隨後即在黃埔教導第一團擔任見習官，參與作戰任務；並逐步歷練各級部隊指揮官，更擔任過集團軍的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澎防部司令官、總統府戰略顧問等重要職務。縱觀其從軍一生，先後參加過東征、北伐、剿共、抗戰、戡亂等重要戰役，幾乎是無役不與，一生戎馬、對國家貢獻卓鉅。
　此外，吳副總長表示，胡宗南上將在抗戰後期，率領部隊翻越秦嶺到四川重慶、成都，成功掩護中央政府順利播遷，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並籌建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王曲軍校，為國家作育英才，總計培養三萬九千一百九十三位年輕幹部投入國軍戰鬥序列，為抗戰奠定基礎，一生桃李滿天下，這些年輕的軍官也為國家做出卓越的貢獻，值得國軍後生晚輩學習。



認識正確歷史 追思先烈英靈 


記者鄭惠鴻／專訪
　胡宗南上將長年征戰沙場，一生戎馬、為國犧牲，奠定台灣安定繁榮的六十年，對國家、社稷貢獻相當卓越，深受後人景仰。其子胡為真、孫女胡斯華（如圖中、左，張祐銘攝）均希望透過相關文物的紀念展，除表達對胡宗南將軍的追思外，也讓國人進一步認識正確的歷史，還原真實史蹟，以慰當年殉職的陣亡將士英靈。　胡宗南辭世時，胡為真年僅十四歲。胡為真從小隨父過著節儉、樸實的生活，哪怕衣衫穿破了，還是繼續穿在身上。當時胡宗南曾作「行年一十三，常穿破布衫，縫補又縫補，難看真難看」的打油詩，莞爾讚嘆胡為真純樸的心。儘管如此，胡為真自小就立志向父親看齊，志願有朝一日做個效力沙場的軍人，反遭胡宗南指正│應做一個「大丈夫」，多多參與國家的建設、貢獻國家；這些年幼的光景，均深刻烙印胡為真的內心，並終生遵循。
　七十二年次的胡斯華是胡宗南的小孫女，雖然不曾親眼見過爺爺一面，但從胡為真的口述、加上懂事後自己的探索，胡斯華對過去歷史了解相當深入。她說，無論是透過紀念會或出刊中、英文書籍的方式，都衷心希望能喚醒國人對歷史的了解，且爺爺及過去為國犧牲生命的將士們所付出的血汗，值得後世人效法學習，並據以傳承、發揚，認識正確的歷史。

	赤膽忠心愛國 將士深受感召
記者鄭惠鴻／專訪 　「我們一無所有，有的是赤膽忠心；我們一無所求，求的是反共復國。」胡宗南上將最喜愛的學生孔令晟表示，胡宗南將軍過去對於官兵的教化，始終以身作則，以其愛國的高昂情操，引領時下青年加入救國行列，令將士深受感召，誓死作戰保衛家園，在眾志成城的士氣下，終能達成不可能的任務，突破一次又一次的重圍。　現年已九十三歲高齡的孔令晟，是胡宗南辦理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王曲軍校的得意學生，受恩於胡宗南的孔令晟，因而獲得許多表現的機會。雖然年事已高，但是孔令晟對於胡宗南的敬重卻不曾稍減，他述說著當年胡宗南固守西北半壁江山，率領著國軍部隊在西北保衛政府撤退、阻止日軍進攻的點滴，並以出奇不意的戰術，直搗共軍根據地延安，造成共軍內部極大的影響，這些偉大的戰功都是深受地方百姓高度的肯定與認同。 　胡宗南對部屬的精神感召，除了以身作則的愛國心外，孔令晟指出，當年胡宗南將薪餉分為三份，一份做為公務補貼，私款公用，第二份家用，另一份則全數分發部屬，每月如此照料部下及眷屬，令其所屬均深深感動。至今，曾經受惠的部屬，仍心向胡宗南，甚至有部屬之子奉父命向胡宗南後代請纓，若有任何需要幫助，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具體說明胡宗南與部屬的深厚情誼。
馳騁沙場 戰功彪炳 軍人典範 記者鄭惠鴻／人物側寫 　黃埔軍校成立之際，胡宗南投筆從戎，將名字由「胡琴齋」改為「胡宗南」，經過六個月嚴格的訓練，胡宗南已成為具有新思想的革命骨幹。民國十四年一月胡宗南軍校畢業，被任命為見習官參與第一次東征，戰鬥中遭優勢敵軍包圍、態勢極為不利下，胡宗南以兩挺機槍掩護同袍，奮勇搶佔敵軍後方高地，封鎖敵人退路，使敵潰不成軍，自此受到先總統　蔣公的賞識。　同年十月第二次東征，胡宗南以「國危民困，至今而極，既不能救，深以為恥，獻身革命，所為何事？此次出發，但願戰死」的決心，率部帶頭攻佔敵軍高地，士兵受其鼓舞，奮勇爭先，均以寡敵眾，再創戰功。抗戰期間，胡宗南駐守關中，除了作戰之外的最大貢獻，是培育大批優秀的軍事後起之秀，成為抗日的新興力量。由於當時國軍幹部素質良莠不齊，胡宗南特別重視訓練，並認為現代軍人必須具備科學的頭腦，了解科技對軍事的深刻影響，生活講求規律，工作積極敏捷，嚴格保證紀律。 　在「生於理智，長於智慧，成於艱苦，終於道義」的號召下，由胡宗南籌辦的王曲軍校有極高的凝聚力，吸引許多優秀青年加入國軍抗戰的行列。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共軍進逼重慶，駐軍陜西漢中的胡宗南奉　蔣公之命，不計一切代價馳援四川；民國三十九年初，胡宗南在西昌建立大陸最後的據點，部隊在山區遭共軍重重夾擊，飢寒交迫，最後以不足萬人的兵力，遭中共十萬餘部隊圍攻，先總統　蔣公於緊要關頭派機強迫其撤離，保全其命以待爾後反攻，從此也可看出　蔣公對胡宗南的重視。

反攻勝利旗

民國二十七年起，胡宗南將軍奉命率部移駐關中，以固守黃河河防，屏障山西、四川、陜西各省，在其鎮守關中八年期間，多次擊退日軍攻勢，使日軍不能進佔潼關、威脅重慶，對抗戰整體戰局的穩定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民國三十四年三月，日軍再度進犯，胡宗南在襄樊西峽口對日軍反攻，獲得大勝利，當地政府特別頒贈一面「反攻勝利」旗給胡宗南，表達對胡宗南的崇高敬意，並感念豫鄂前線戰士驍勇抗戰為國為民的無私犧牲。（圖：張祐銘；文：鄭惠鴻）

中正吟

林牧晨

早年習武渡東瀛 同盟血誓反清庭
投身革命為共和 光復浙江始帶兵
永豐艦上護領袖 黃埔校園練新軍
平叛東征卓戰果 功畢北伐一統成
清黨剿匪施訓政 攘外安內勢逼人
外賊入侵家賊亂 河山萬里陷胡塵
容共聯俄盟英美 抗日救亡苦經營
民主政治維民氣 青壯報國勇獻身
十大會戰破敵膽 路通緬印復遠征
廢除舊約立新約 開羅會談謀和平
巨雷一聲寇旗倒 八年苦戰難收成
亂黨得勢趁潮起 貪官逐利敗軍魂
中原易幟裂疆土 刀斧浴血鎮蒼生
綠島孤懸白日徽 青天碧海夜夜心
戒嚴備戰無懈怠 獨立自主國脈存
反共復國志彌堅 可憐勢去不由人
兵敗權失莫談勇 劍上血痕隱冤魂
功傾中華罪在身 蓋棺未必有定論
光陰似箭逼人生 三十三春復清明
大中至正為自由 公評不在仇與恩
慈湖雲影慈庵夢 兩地相思一樣情
遺民淚盡紅朝苦 始覺蔣公是偉人
雪竇山松玉山雪 日月潭水武嶺風
沙漠自有甘泉湧 長潤清玉在石中

林辉：中华民国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历程

【大纪元2011年06月09日讯】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相继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不仅被迫出让领土，而且还丧失了尤为重要的海关控制权和关税自主权；此外，西方公民在中国还享有治外法权。对此种种不平等之事，当时不少中国人痛在心中，一些有识之士还为赢得主权不懈地努力着。最终，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先后收回了海关控制权和关税自主权。

据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国民政府海关关务署署长的张福运回忆，中国之所以放弃其海关控制权和关税自主，除了国运衰弱外，主要原因是由于不熟悉当时的国际贸易规则。早在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际，清政府就表示同意对进口商品征收5%的进口关税，从而开启了一个国家不是依照其主权，而是根据条约规定来征收关税的先河。接这样，中国关税自主权被让了出去，随后的其它不平等条约及最惠国条约更使这一待遇惠及其他国家。

由于清政府对洋商洋行不熟悉，遂委托英国领事李泰国创建海关，对国外商品收取进口关税。本来清政府打算派一名中国人创办海关，但被户部侍郎文祥以“中国人有中饱私囊”之由给否决了。李泰国虽然为清政府成立了海关，但真正使这一机构名声鹊起的却是其继任者——1863年到任的赫德。赫德创制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海关，并在从晚清到1949年前的数十年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在日本侵华期间也不例外。

在赫德的主持下，中国海关成为了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廉洁、高效的机构，并成为了从晚清到民国政府可以获得西方贷款的保障。

1895年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和此后的《辛丑条约》，使清政府不得不以海关税收作抵押向外国借款，以偿还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一做法使海关卷入了国内货币体系，并使得海关总税务司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有了较大的发言权。

清政府垮台后，为了维护中国的国际声誉，保证中国能继续偿还外国战争赔款和贷款，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授权当时担任总税务司的安格继续掌管海关。从1911年到1928年间，中国的海关关税，除去必要的海关运营费用外，全部交给在上海的一个国际银行业委员会，该委员会代表外国债权人的在华利益。只有在缴纳赔款和贷款等费用后的剩余部份，总税务司才会交给民国政府。而在支付这些款项前，关税则被托管在英国的汇丰银行。

巨额的庚子赔款（1938年中止），连海关收入都难以填满。民国政府不得不动用部份常关税（注：过境税）。这使得由英国人担任的海关总税务司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并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虽然海关中中方雇员不少，但直至1927年，没有一个中国人做到海关副税务司的位置上。

1926年蒋介石北伐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宣告关税自主，并在财政部下设立关务署，负责接收和管理海关事务。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当时，尽管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份省，但海关关余仍控制在北洋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手中。

在时任关务署署长张福运的建议和运作下，海关最终被纳入了民国政府管理体系。其采用的办法是，与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协作，对海关进行改革，如停止招录外籍人员，中外职员在权利和义务上平等，中外员工同工同酬，任命一名华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秘书，派遣中方职员出国深造，废除总税务司对海关关余的绝对处置权；关税不再存进汇丰银行，而是置于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政府可充分利用这部份资金；重新修订关税，等等。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关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在国民政府关务署成功地取得了对海关的控制权后，张福运又开始酝酿关税自主的谈判。他首先提出海关税则及进口关税制度制定的问题，并决定调整关税税率。其后，他开始就中国关税税率问题与各国谈判，并达成了一致。

1928年7月，中国政府率先与美国签订《中美关税条约》，其后又同与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或“关税条约”。到1930年，日本也终于同意签署了《中日关税条约》。新税则规定了不超过12.5%的新关税税率。新关税实行后，所有的关税均由海关征收。从1933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曾经是独立王国的海关自此成为了民国政府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拥有了关税自主权的民国政府，以后又几次调整税率，所获得的关税收入在国民建设和以后的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港台时间: 2011-06-09 11:03:37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6/9/n3280954.htm

林辉：精忠报国的国民党八位上将

【大纪元2011年06月12日讯】在八年抗战中，当中共的将领们或安于陕北，或小打小闹的所谓“抗战”时，国民党将领们却身先士卒，率领国军，与实力装备远远强于自己的日军面对面打起了一个个大仗、硬仗。且不说有多少国军士兵捐躯沙场，单说当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就有200人阵亡；与之相反的是，中共甚少有高级将领献身沙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抵御外侮的不是自我标榜的中共，而正是几十年来被中共诋毁的国民党。

在殉职的200名高级将领中，有八人被追封为上将，他们是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饶国华、王铭章、张自忠、唐淮源和李家钰。他们和其他国民党将领那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的精神至今仍辉耀在中华大地上。

佟麟阁是抗战爆发后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在日军1937年7月进攻北平时，驻守北平的正是中将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佟麟阁所辖的第二十九军。早在日军入侵前，他就对手下士兵常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

当日军开始攻击北平时，正逢佟麟阁的父亲病重，家人多次催促他回北平城内寓所探视，但他认为战事瞬息万变，不能离开部队，是以写信告之家人：“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为之。”不久，在与日军的交战中，佟麟阁腿部和头部先后中弹，壮烈牺牲，时年45岁。

与佟麟阁同一天殉国的还有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赵登禹率部顽强抵抗。当他受伤后传令兵要将其背下战场时，他却如此说道：“不要管我，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告诉她老人家，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说罢继续指挥部队。后在突围过程中，他再次被日军机枪射中胸部，当即殉国，时年39岁。

日军攻占北平后，继续南下。国民党与日军在忻口展开了一次会战。国民党陆军中将郝梦龄出任中央兵团总指挥，节制第九、十九、二十一、三十五共四个军，在忻口正面主阵地阻击日军。在开赴战场前，郝梦龄路经武汉，回家与家人话别。临别时，他给儿女们留下了遗嘱，遗嘱中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们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楠、荫槐、荫森五儿云。”

在10月10日决战前，郝梦龄又给妻子写下了一份遗嘱，内中有这样的字句：“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

在决战中，郝梦龄身先士卒，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了血战。后在同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前往某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时，双双中弹身亡。郝梦龄时年39岁。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战场上三英雄，精忠报国郝刘郑。”（“郑”指郑廷珍，时任独立第五旅长，同一天在南怀化高地中弹牺牲）而郝梦龄是此次战役中，中方殉国的最高级别将领。

不久，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战也有了结果，日军攻陷上海，首都南京陷入危急状态。隶属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陆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在中将师长饶国华的率领下，奉命在安徽军事要冲广德布防，牵制日军。面对优势敌军，饶国华率部坚守城池，奋力拚杀，经过三昼夜激战，予敌大量杀伤，自己伤亡也十分惨重。正在双方战争呈胶着状态之际，所部团长刘儒斋违背军令，擅自后撤，最终导致广德失守，饶国华率余部仅一营兵力被迫退守宣城县十字铺。

饶国华认为对广德失守自己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他遂写下遗书，举枪自尽，时年43岁。遗书中这样写道：“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

1937年12月至次年3月，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山东邹县、兖州等地展开激战。扼守滕县的为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中将师长王铭章。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王铭章抱定以死报国之决心，他对部下们说：“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

1938年3月16日，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王铭章率守军三次击退其进攻，并在日军攻入后与其展开了巷战和近距离殊死搏斗，战斗场面异常惨烈，有的连拼得只剩10余人，有的连官兵全部阵亡，而王铭章也中弹殉国。

可以说，滕县守卫战使日军第十师团遭受重创，为徐州一带中国军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为此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徐州会战最高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后来曾高度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而在国民党殉国的高级将领中，以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的殉国影响最为深远。蒋介石曾在其殉国后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今强敌未夷，大将先陨，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300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

在1938年3月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号称“铁军”的日军阪垣师团鏖战7昼夜，日军伤亡3千余人，阪垣羞于败绩，几欲自杀，五十九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在随后的徐州突围、潢川会战、武汉突围、长寿店战役、随枣战役、襄樊会战等战役中，张自忠率部屡克劲敌，捷报频传，多次受到国民政府通令嘉奖，张部被称为“最优部队”，其防区被誉为“模范战场”，张自忠本人也成为日军闻名生畏的抗日名将。由于战功卓著，张自忠于1938年10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同年11月起被第五战区任命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九、三十三两个集团军和一批杂牌军约20万兵力作战，成为一方统帅。

在1940年5月初，在湖北宜城县东渡襄河阻击日军时，张自忠部陷入日军重围，但他率领全体官兵战斗到了最后一人，给予敌军以极大的杀伤。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中，担任西正面阵地防御的是中将军长唐淮源率领的第三军。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几易其手，但终因后援不继，第三军被迫突围。唐淮源亲率一个团突围，但遭遇日军层层堵截，被困于夏县东部的悬山一带。眼见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唐淮源自尽殉国，实践了自己不成功即成仁的誓言。

1944年4月，日军纠集4个师团和5个旅团约15万兵力，发起豫中战役，企图通过南北夹攻，打通平汉路，占领洛阳及平汉路以西广大地区。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家钰主动承担后卫任务，掩护大部队转移。在与日军的交战中，身中数弹殉国。他是抗战期间继张自忠之后殉国的第二位集团军总司令级别的高级将领。

行笔至此，我只恨笔墨无法言表英雄的壮烈，无法言表我内心对英雄的钦佩之情。但我亦深知，无论历史怎样被抹黑，乌云是永远遮不住英雄辉耀天地的光芒的。

中港台时间: 2011-06-12 15:06:21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6/12/n3283905.htm

林辉：抗战期间敌后方的国民党游击队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除了在正面战场与侵华日军展开了22次大会战、若干次中小战役外，还在敌后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日军。据统计，1938年，国军参加游击战的数量在60万左右。到了1941年，国军游击队的人数是中共军队（连同游击队）总数的2.63倍，枪支是中共军队的4倍。

国民党正式确定敌后游击战是在1937年太原保卫战前后。1937年9月国民党河北守军在涿县战败，退守山西，部份军队奉命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在当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更进一步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之效。”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并在此后的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

事实上，参与国军游击战的除了奉命留在敌后的正规军，还有由国军军官、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这些武装部队一直活跃在敌后，打击并牵制日军。

1940年前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到达鼎盛时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据地，华北有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恒山根据地，华东华中有沂照山区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鄂东根据地、大云山九宫山庐山根据地，华南有海南根据地。全部兵力约100万左右。此后国军游击队虽曾遭遇挫折，但资料显示，抗战游击区除冀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游击队除配合正面战场大型会战和战役外，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游击作战的战例，如郑氏祠伏击战、突袭南澳岛、吕梁山围歼战、攻占黄梅、鄂东反扫荡、马当夜袭战等。

1938年5月，湖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游击第5大队、保安第8团的两个营，配合第172师的两个营，在郑氏祠左右的高山占领阵地，伏击日军。经过一天激战，国军游击部队最终歼敌400余人，活捉6人，缴获枪支弹药若干。

同年7月15日，国军第157师一部突袭粤东的南澳岛，一度得手，然而战至8月末，600余突击队员仅剩20余人生还，南澳县长洪之政殉职。此役歼灭日军200余名。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此役消灭日军2000余人。

5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湖北大通一带扫荡。5月19日，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击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击毙日军140多名，并夺取了县城。

1940年秋，国军第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要塞，毙敌150多人，焚毁了弹药库，并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此为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而在敌后战场殉国的国军将官，亦达数百人，军阶较高的有：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中将师长刘桂五、东北游击队总司令中将唐聚五、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中将刘震东、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复、第34军暂编45师少将师长王风山、第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第51军114师中将师长方叔洪等。

可以说，国军游击队的存在，有效地起到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牵制日军并困扰其后方、协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政权、使沦陷区民心得到维系的作用。

1964年，中華民國首都市長不是國民黨！

臺北的世界大戰 轉載自葉高華~地圖會說話 http://richter.pixnet.net/blog/post/6574710 1964 年的臺北市長選舉，堪稱臺北市有史以來最激烈的選戰，至今仍是許多老臺北人津津樂道的「世界大戰」。國民黨用盡各種手段，最後居然輸給黨外的高玉樹。現在年輕的一輩可能已經不知道，當年臺北市可是被稱為黨外的民主聖地呢。 事實上，四十年來，臺北市的政治地理並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1964 年高玉樹贏的地方，2006 年謝長廷也都贏。更重要的是，1964 年的這場選舉，正是不折不扣的族群投票。各區的外省籍人口比例，竟可解釋高達 96.4% 的選票分布。若按照這個簡單迴歸的估計，當年外省人幾乎不會投給高玉樹，而超過八成的「本省人」投給高玉樹。顯而易見，族群政治在臺灣具有淵遠流長的歷史，絕不是近幾年才被政治人物「炒作」出來的。 以下，恭錄吾友 eslite12 對高玉樹回憶錄的評論。 前言：＜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是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最新完成的歷史紀錄，並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前衛的出版品難稱大眾，而高玉樹先生的眼光和品味卻決定了今天台北市的發展樣貌，所以不管愛憎高玉樹或前衛，要是對這座城市還有一點熱愛或好奇，把此書擺上自己的書架是不需要考慮的！ ＜高玉樹回憶錄＞仍然保持撰述者林忠勝夫婦一貫的風格，以史料和訪談內容混雜的方式行文，對於缺乏背景知識的讀者極易上手。本書基本上以高玉樹的生命歷程為敘事的主線，從他的家世背景談起，為什麼會從松山興雅庄鄉下搬到人文薈萃的大稻埕，這點對於了解高玉樹的人格養成和他後來受到的工程師訓練至少是一樣重要的；本書的第二大部是高玉樹人生最輝煌的年代，包括他如何從一位工程師當選市長，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到再次當選並在台北市締造一個國民黨無法抗衡的黨外盛世；第三部分則是高玉樹遭蔣經國疑懼而明升暗降入行政院，成為位高權輕的資深（或說被淡忘的）政治人物的心路歷程，從高玉樹的描述中不難感受到壯志未酬的無奈，不過高玉樹先生當年在親黨外報刊上臧否時政的功力也於此重現於讀者；最後則是脫離本書主軸而談及家庭生活，包括否認曾流傳一時的高蔣連姻傳言。本書也有張炎憲與許雪姬兩位台灣史大家為序，其中許序對於高玉樹是否在國民黨醬缸文化中，自認受黨國恩庇的質疑，或許是了解高玉樹先生的一個切入點。 高玉樹先生生於１９１３年，是位不折不扣的”大正期”人物，大正期的時代精神是樂觀的，雖然當時日本的民主恐怕主要是功能考量，但這種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孺慕，較為自由的氛圍與科技進展下對物質文明的絕對信仰，創造出總屬邊陲的台灣島上前所未有的一群理性主義者，雖然這種理性與前進幾乎完全建立在對西方的模仿上（也因此他們恐怕是台灣歷史上最”國際化”的一群人）；我曾經在舊＜台北畫刊＞上看到高市長以雙掌交握高舉這種在台灣越來越罕見的西化方式答謝市民，然而對大正期的政治人物來說，這卻是很自然的動作。大正期對台北市也是重要的，這座城市的疆域在大正時期確立，台北不再泛指台灣北部的廣大地域，而特指以三市街為核心放射出去的盆地與其上的聚落，或更進一步說，直到這個時代才有真正的台北市乃至台北認同，高玉樹先生後來能以”本市人”（第二屆市長選舉時高陣營的口號為”本市人投本市人”）的身份得到市民壓倒性的支持，他與這座都市在本質上的連繫不應忽視。 然而認為高玉樹市長不是位市政專材的講法只可能出於無知（當然高市長對於古蹟和環境的觀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是有問題的，因為對他而言這二者的價值只有在”美觀”－即其主觀－下才能得到彰顯，不過若體會大正時代之人對文明的服膺，這點不應被過度責難），但我們卻也看到許多人責備高玉樹先生在面對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的時候總流露出強烈的妥協色彩，並把他貶為一位單純的工程師市長，我認為這樣的理解有點問題。 高玉樹的政治黃金年代是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中的十年，在這個時代僅管台灣都會區的非國民黨政治勢力已有一定聲勢，但在國民黨與當時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及小鎮居民的緊密結合下，非國民黨勢力是不可能與國民黨在任何形式下進行全國性對抗的；另一方面就算取得地方執政權的黨外人士，也依然需要國民黨的協助才可能推動建設，在此之中當然會產生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高玉樹是台北市長，是得到最多選票的無黨籍人士，但是一方面他清楚透過體制內手段不可能爭取到民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當時的台灣國民黨與各種利益的結合牢不可破，因此他對於國家體制改革抱著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這點可見中研院陳儀深對高玉樹所進行的訪問最末），這也是多數台灣菁英當時的選擇；另一方面，正如高玉樹自己所評論的，蔣介石是一位極好面子的領袖（另外應該一提的是，後來張豐緒市長在蔣經國授意下推動”不好面子”的萬大計畫，將高玉樹積極打造大台北的做法改為先整建大龍峒與萬華的破舊地區，雖然聽起來切實實際上卻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台北人口在戰後的暴漲早就超過了舊市區的容納能量），高玉樹本人又是一位對自己家鄉有抱負的文明至上論者，再加上他的家鄉也正好是蔣介石的臨時首都，因此二人在台北的都市建設上互動自然較佳，但若認為高玉樹先生真心感謝蔣介石的”愛護””照顧”，或如許序所稱的”恩庇”，我認為並不妥當。高玉樹先生畢竟參與了對蔣家政權無異於叛亂的中國民主黨，高先生的得意之作”拔旗論”中後半段所謂要插到南京去也明顯不是他的真意，更重要的是高玉樹的弟弟楊玉成先生在省議會中對國民黨法西斯政權在體制的不民主和建設的敷衍的批評遠較其兄激烈（可見省參議會所作之口述歷史），而在高玉樹先生實際選舉時支持他的台北市鄉親也相當敵視國民黨，可見高玉樹先生在後來的訪問與回憶中對特定國民黨人的口下留情，實乃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的場面話而已。 高玉樹先生在最後一次市長選舉時，喊出的口號是”黨內人投黨內人，黨外人投黨外人”，我認為這句將”黨外”（或更直接說：台北市的高玉樹勢力）視為一個沒有黨名的黨的說法，道盡了高先生那一人戰一黨的光輝歲月在台灣歷史上的獨特性，但是高玉樹並沒有在選票上打破台北市嚴重的族群問題（雖然高玉樹先生在本書中自稱”用人不分省籍”，但是據楊玉成先生的回憶高玉樹在眷區幾乎沒有選票），所以他曾經力主將三重劃入台北市管轄，但最後當然沒有成功，而後來台北市在人口結構改變下，果然也慢慢失去民主聖地的光環（僅管台北市本地人的政治偏好從未有太大變化）；高玉樹先生更無奈的恐怕是許多都市建設都在國民黨後來於台北市沒有民意基礎的長期執政下走了調，比如民生東路並未拓寬為與仁愛路媲美的百米林蔭道，而承德路打通後卻遲未更新，更造成了高玉樹的新故鄉（同時也是最支持他的）大稻埕地區逐漸沒落；市民也慢慢忘記（對新市民可能根本沒聽過！）由一位真正的”台北黨”人所主導的台北市史上最朝氣蓬勃的年代。 ”成敗在所不計，公道自在人心”，這是高玉樹先生在第三屆市長選舉慘遭數次”停電”夜襲後，掛在武昌街競選總部的布條，他的台北市施政縱有遺憾，但應該可以說是成功了，但公道有沒有仍在台灣人民的心中恐怕是很讓人懷疑的；無論如何高玉樹先生在五零到六零年代為了台北和台灣的千秋拼一時，也的確是改變了這座城市與這個國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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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革命與改良”的四次關係

——節選自系列讲演第二講《誰說辛亥革命失敗了？》（聽打錄音稿）

辛 灝 年

（六） 革命與改良的關係

我說了晚清的革命黨，我說了晚清的改良派。那麼 革命和改良的關係如何?
革命是怎樣沒有正確處理好跟改良的關係? 我是指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之後。
我現在講四個問題。

一、革命團結改良，改良拒絕革命

一八九八年春天，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康有為在這之前和孫中山的海外革命黨是有聯繫的。孫中山在日本辦學校，是康有為、梁啟超推薦的教師，其中有一個就叫徐勤，後來做了這個學校的校長。《走向共和》電視劇裏有一個鏡頭，是完全真實的。康有為一看光緒皇帝接見他了，他馬上給梁啟超說：你要告訴在日本的徐勤，要和孫文“劃清界線”。我查了，完全屬實。一八九八年的秋天，九月，康有為逃到香港，是孫中山帶宮崎寅藏、山田永朋等人，分頭到香港接康有為，到北京接了梁啟超，接到日本避難。但是，康梁到日本後，孫中山先生幾次要求見康有為，康有為都拒絕不見，最後馮自由代表孫中山先生找了梁啟超，正好撞見康有為，就跟他講：我們講革命，你講改良，但我們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憲政。雖然你講君主憲政，我講民主憲政，但是憲政是一樣的呀，所以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排滿，共同反滿，追求未來的憲政。這個話我覺得講得很好啊。康有為怎麼說呢？他說：“我唯今上是從。”然後就什麼都不要談 了。什麼叫“我唯今上是從”呢，就是我只聽光緒皇帝的，你不要想讓我去反對滿清。他拒絕了，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梁啟超要到檀香山，孫中山先生寫信給他的哥哥介紹梁啟超，把自己的兒子也交給梁啟超，請梁做開蒙老師，希望梁啟超在檀香山能夠和興中會結合，大家共同 革命。在走之前，梁啟超就問孫中山，說：如果我們真聯合，我就來説服我的老師。但有一點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那就是我的老師是不能做“第二”的，他只能做“第一”。孫中山回答說：你看，康先生是你的老師，你是他的學生，是我的朋友，當然他“第一”嘛。就這樣，梁啟超寫信給康有為，康有為還是斷然拒絕，責駡梁啟超思想動搖。梁啟超聽了老師的話， 拿了孫中山的信到檀香山，找到孫中山的哥哥，幹了一件什麼事，大家知道嗎？他把孫中山的興中會幾乎全部變成了保皇黨。等到孫中山過了一年到了檀香山的時候，才發現他原來建立的興中會都不理他了，就像在日本，他到自己創辦的學校裡去，改良黨徐勤竟然在學校大門上貼了個條子叫：孫中山是不受歡迎者。孫中山的革命黨第三次想和康梁合作又失 敗了。
第四次，一九零一年，孫中山還沒有死心。他帶著宮崎寅藏等人到香港，在路上，他就告訴宮崎寅藏：你帶三萬港元到新加坡去拜會康先生。由于康有為不搞團結搞分裂，被日本政府請走了，就是被驅離出境了，他就到了新加坡。宮崎寅藏到了新加坡就想找康先生談，孫中山還是想和你團結，大家一道來幹。你們知道康有為幹了一件什麼事嗎？他居然向當地政府報告，說孫中山派宮崎寅藏來暗殺他，新加坡的政府就把宮崎寅藏給抓起來了。孫中山一聽到，趕快趕到新加坡去營救宮崎寅藏，結果他也被新加坡政府抓起來了。後來朋友多方出面，才把孫中山和宮崎寅藏救出來，結果新加坡通知香港政府，兩人五年之內都不淮進入香港，孫中山第四次團結改良派失敗了。
一九零四年孫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到了舊金山，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在舊金山被美國移民局給抓了。怎麼回事呢？是因為在檀香山的時候，保皇黨，就是改良派的一個成員，寫信給美國移民局，說孫中山的出生紙，就是護照啦，是假的。直到這一天，孫中山先生才知道團結不了改良派了。所以我給他作了一個總結，叫「革命團結改良，改良拒絕革命」。這是革命與改良的第一個關係。

二、 改良攻擊革命，革命批判改良

大家都知道改良派和革命派後來有個論戰， 就是互相打筆墨官司，你宣傳改良，我宣傳革命。那改良派是怎麼首先攻擊革命的呢？這要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就是，梁啟超在重新歸回改良，不動革命之心之後，在日本辦了個 《新民叢報》，提出了“新民論”。他的觀點主要就這麼幾條：第一，中國的事情沒辦好是老百姓自己不好。第二，因為人民自己不好，所以你就不要責備朝廷；就像現在我們的一些政治改革派人士說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 什麼樣的政府，不是一樣嗎？第三，中國怎麼樣才能好起來呢？那就要“新民”，我們人民自己要在思想、文化、道德各方面把自己練得好一點，才有資格來向朝廷提意見。第四，既然要“新民”就是把自己刷新，你就不能夠從事革命，革命只是流血和暴亂。我們不要流血的變革，我們要不流血的變革。他忘記了短短的兩年前，他和康有為、唐才常還策劃了長江七個省的武裝暴動。張之洞在一個早上就殺掉了唐才常等二十幾個保皇改良派人士，安徽大通一地，苦戰七天七夜，最後失敗了，他忘記了。這是改良派第一次正式有思想有理論地攻擊革命和革命黨。
那革命黨怎麼批判他呢？革命黨孫中山就說了：改良和保皇是完全兩回事，是“東西不能易位的，水火不能相容”的。康有為說“保皇也是革命”。那是錯的。因為你保皇就是保皇，你只是要革慈禧太后的的命，保光緒皇帝的命，還是要保大清朝。我們革命就是要推翻滿清朝廷和滿清專制制度的命，怎麼可以跟你是一樣的呢？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學者叫章太炎，公開寫了一篇文章罵光緒皇帝是「載湉小丑」。在中國引起很大的震動，中國歷史上誰敢罵皇帝是小丑啊，而且在國内的雜誌上發表的。然後他針對康有為講“保皇也是革命”和「致南北美洲華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發表「駁康有為改良書」，說“人民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社會舊俗依在，就用革命易之”。還說“用革命和教育來提升我人民的素質，難道不對嗎”？結果保皇改良派給打輸了。章太炎在批判保皇改良上確實是卓有功勞，雖然他的革命的具體內涵僅僅是反滿革命。這是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第一次論戰。
第二次論戰是幾年以後，一九零五年前後，梁啟超又發表了“開明專制論”。他的第一個觀點，跟他幾年前的觀點很像，仍在說中國人還沒有做一個“國民”的資格。第二，因為中國人沒有做國民的資格，所以中國人要求滿清政府改良，只能夠按照滿清政府所規定的預備立憲，慢慢圖之，以後漸漸的進入君主立憲。第三，我們中國人要求改良，只能夠按照清政府所容許所答應的去要求，如果清政府不答應，我們絕不可以強求。第四，堅決反對革命，只要﹕“改革之機真動，革命黨就無法生存。”“革命是流血，是暴亂，是毀滅一切。”
如此，革命黨當然就要針對他的問題來批判他了。他們說，第一，中國人沒有國民的資格，那就用革命來讓我們中國人擁有做國民的資格吧！第二，你說改良，就是只能夠要求它走向君主立憲，我就告訴你說，孫中山說的，“歐洲君主立憲，均為革命之所賜”。因為歐洲的英國君主立憲也罷，荷蘭君主立憲也好，許多的君主立憲的國家，都是因為爆發革命以後，朝廷和人民互相讓步才產生了君主立憲，才有“虛君共和”的嘛！沒有革命的壓力和條件，王朝會自己改革放權嗎，不可能，沒有先例。第三，針對改良派所說的，“只有滿清朝廷同意的，我們才能要求”，革命黨則說，你們天天在求，你們今天求他改良，明天求他改革，你們昨天下跪求，今天站著求；昨天在海內求，今天又跑到海外求，求來求去的結果是什麼？還不是什麼也不改嗎？直到武昌起義爆發它也沒有改！第四，革命黨針對改良派誣蔑革命就是流血和暴力，則批判它說，你說革命流血不好，你預備立憲就好嗎？湖南商會會長、中國同盟會會員，老革命黨員禹之謨，被滿清關在監獄裡打的遍體麟傷，後來被滿清處決了，他在監獄裏蘸著自己的鮮血寫了一句話，曰﹕“何謂預備立憲？不如說預備殺人為直截了當也！”所謂預備立憲，就是預備殺人，正在殺人。這就是當時的事實。革命黨就是這樣批判的。所以我說，“改良攻擊革命，革命批判改良”，是革命黨和改良黨的第二個關係。

3、改良參加革命，革命尊重改良

大家都知道武昌起義一聲砲響，滿清王朝灰飛煙滅。大家可知道，改良派在其中也有功勞，也有不虞之勞。我把一些簡單的事實說出來，看看改良派怎麼參加革命，革命黨又是怎麼尊重改良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號，爆發武昌起義。因為之前孫武製造炸彈，一下子自己被炸傷了，清軍來包圍逮捕，領導人蔣翊武跑了，新軍中少了革命起義的領導人。可是起義還是爆發了。具體過程我就不講了，大家都知道。那麼推誰出來做起義之後的領導人呢，人們就想到了軍隊的改良派黎元洪。革命黨人、辛亥元勳張振武從床襠裏面把黎元洪拽出來，讓他做都督。當時，黎卻說，“你不要害我，你不要害我啊！”他還不敢幹。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號的早晨，湖北商會會長，咨議局成員，重要的改良派人士胡瑞麟，悄悄的拿了五萬塊錢送給新軍，他的理由，也是要“維穩”，要維護軍隊和地方的穩定。當天下午一點四十分，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月下午一點四十分，改良派在湖北省咨議局大樓裡開會，召開緊急會議，主持人是滿清的藥政大臣，就是那個專收醫藥稅的大臣，叫柯逢時，他主持會議，要應變行事。議長湯化龍發表講話說：“我們都是反對革命的，但今天我要說，我們素來都是贊成革命的。”說完以後他又說，軍事的時代，需要軍事的領導，我提議由黎元洪擔任湖北省軍政府都督。
革命黨人幼稚啊！還不善于處理這樣的關係和局面啊！革命黨人說，黎元洪是一個很好的軍事領袖，我們都贊成。新軍中的革命黨領袖吳兆麟首先竭力表示贊成，黎元洪都督就當成了，於是湖北省軍政府就要成立。可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號的上午，在晚清舉人時項俊的家裡，改良派召開了緊急會議，決議建立治安保衛團。當天晚上改良派又在武昌醫院召開一千人的大會，正式成立保安社，由改良派的領袖李國庸擔任社長，後來由柯逢時繼任。他們要保什麽安呢？第一，維持社會的穩定；第二，保護官、紳、商的安全；第三，官、紳、商的每一個家庭的住戶，都要派軍隊保護。
就在當天晚上， 由改良派們草擬了湖北軍政府宣言。宣言體現出了這樣幾個特徵﹕第一，絕不談革命兩個字，儘量減弱革命詞語所造成影響。第二，絕不談要建立一個人民的民主共和國。第三，只講滿漢平等，不講人民平等。第四，只講反對列強，但是要保護列強在中國的生意。這個軍政府的成立跟革命派的願望，很多地方大相徑庭，所以張振武將軍後來說了一句話，他說，“看來共和革命一次是完不成的，要經過幾次才能完成真正的共和革命”。這就是，“改良參加革命，革命尊重改良”，但革命派在剛剛獲得勝利之後，沒有正確地處理好革命與改良的關係，其後果是極為嚴重的。

4、革命讓位改良，改良謀殺革命

我舉湖南的例子。因為武昌的這個狀況影響到全中國。改良派的功勞是在各省，由咨議局出面脫離清王朝宣佈獨立，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可是政權卻在這個成功的過程當中，完全被原改良派咨議局的成員，即改良派的官、商、紳所把握。在湖南則出現了更加可怕的情況。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號，湖南的革命黨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共進會會員焦達峰、陳作新兩個人發動起義，光復了湖南。可是湖南有一個人很有名，後來地位也很高，叫譚延闓，世家子出生，富可敵省，他是湖南在晚清最後十年間的一位進士，湖南省諮議局的議長。因為他要當都督，所以，十月二十二號， 在革命黨請改良派開會推選湖南省都督，當大家推選出焦達峰和陳作新做軍政府都督時，改良人士常志立即站起來說，“這僅僅是暫時的”。十月二十九號，湘潭的革命黨馮廉直，組織了三百人的軍隊準備光復湘潭。這個消息卻被湘潭的清政府縣令偷偷地報給了譚延闓，譚延闓即以湖南軍政府軍令部長和湖南省議會議長的身分，命令處決馮廉直， 這是湖南殺的第一個革命黨人。
兩天以後，十月三十一號，焦達峰和陳作新這兩個正副都督準備組織軍隊支持武漢，譚延闓遂勾結滿清軍官梅馨，在半路上截殺焦達峰和陳作新，把他們兩個人亂刀從馬上砍下來，二十五歲的焦達峰在臨死之前說了一句話，也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句話﹕“殺我無妨，只是莫壞了湖南的秩序”。緊接著譚延闓就被推舉為湖南省都督了。
不過幾天以後，日本留學生、中國同盟會會員楊任，受長沙革命黨的指派，組織了一百五十人到常德去推動光復，發動動辛亥革命，卻被常德的舊縣官密報譚延闓，譚延闓立即密令將楊任等七人就地槍決。改良派天天罵革命殺人、流血，革命黨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推翻滿清，創建民國，改良派不過幾天就在湖南大開殺戒，殺了我幾十個革命黨人、殺了湖南的正副都督。十一月七號革命黨在晚清新軍中地位最高、軍階最高的吳錄貞都統，在河北石家莊被袁世凱密謀暗殺，因為他要光復河北。一九一二年的八月十七號，辛亥革命元勳，把黎元洪從床襠下面拖出來的張振武將軍和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將軍，到北京面見袁世凱，提呈自己對共和國的意見，亦被黎元洪勾結袁世凱在北京槍殺，全國報紙都登了，曾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一 九一二年的四月，革命改良投機派陳迥明，也在廣東大開殺戒，殺革命黨人——民團總局局長黃世仲、民軍首領石錦泉、殺革命報人陳庭香。當然，最著名的，是暗殺了宋教仁。然而，今天有人、有黨卻一方面在紀念辛亥革命，一方面又誣蔑孫中山，說是他指使革命黨暗殺了宋教仁。真是可悲可鄙。
我在這里想說明的是，宋教仁案發生在一九一三年的三月二十號到三月二十二號。它雖然在當時就是一個迅疾被偵破的鐵案，但是，當年案發後，就有人蓄意要借此誣蔑上海都督革命黨人陳其美，說是他殺害了宋教仁， 因為他忌妒。陳其美一聽，馬上找到當時上海電報局局長，叫吳佩璜，查閲兩天之内所有的上海北京電報，終於查出了線索，查出了下落，查出了結果。結果是什麼呢？原來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命令應夔丞、武士英在上海火車站暗殺了宋教仁。於是，三月二十三號，陳其美和上海民政局局長應德宏召開記者發佈會公佈電報，稱是趙秉鈞殺害宋教仁，幕後就是袁世凱，真相迅速公佈於全中國。沒有幾天，國務總理趙秉鈞就被毒死了。為什麼改良派會這樣干？敢這樣干？我講過了，他們都是曾在官場混過的，正在官場混著的，一心想鑽進官場混的，他們文化高、修養高、善權謀、手段狠，他們講革命是流血是暴亂，可是他們殺起革命黨來一點都不留情，但是革命黨人卻沒有殺過他們呀！
朋友們，這算不算辛亥革命的巨大教訓？因為沒有改良派乘著武昌起義拋棄改良、投机革命，辛亥革命確實不可能在三個月當中，就能在相當程度和相當廣闊的範圍裡擷取政權；反之，如果沒有革命黨的幼稚天真，不善于處理與投機改良派的關係，特別是把權力拱手讓給改良派，就沒有後來袁世凱的復辟帝制。因為辛亥之後的袁世凱復辟、張勳復辟滿清、北洋軍閥即晚清軍隊改良派的混戰，全部是以晚清對改良派作為其社會政治基礎的。你們看楊度等籌安會七君子，就是推動要袁世凱復辟帝制的人，都是滿清改良派。後來，康有為扶持張勳復辟滿清，康有為是著名的改良派，張勳則是大改良派官僚袁世凱的部下，也是軍隊改良派；而北洋軍閥都是袁世凱的部下，他們亂了我中國整整十一年，一直到蔣介石領導北伐打倒軍閥，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統一了中國。所以說，辛亥之後十七年，如果沒有改良派篡權的這個社會政治基礎，何來袁世凱復辟帝制？江蘇的著名改良派，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 說：“舊政府垮台了，就是舊房子倒了，新政府要建立，要造一個新房子，我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袁世凱”。湯化龍說他一向反對革命，可是他現在卻說自己“素來贊成革命”，後來 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時候，他成了積極的參與者，並且作過袁世凱國會的副議長。他們沒有一個不是改良派。而復辟派都是從改良派變過來的。改良派就是復辟派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
今天我不是要批評改良派，批判改良派，否定改良派，因為我說過改良派很多功勞，可是在他和革命黨的關係上，在改良和革命的關係上，改良派真狠啊，真有心機啊，真有手段啊，真能投機啊。何況革命派又是那樣地幼稚、天真呢！正是因為改良派跟專制的官場、專制的制度、專制的思想、專制的文化，有著說不清的干係，有著扯不斷的關係，所以他們在思想、政治等各個方面，與舊的制度、舊的政治是做不到“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的，這才造成了辛亥革命之後的太多挫折。

朋友們，要正確地處理革命和改良的關係。希望大家都能從不同的道路上去爲共同推翻專制制度，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中國而奮鬥，這才是應該的。相反，互相挖牆角，互相指責，互相攻擊，特別是改良篡權革命，消滅革命，謀殺革命黨，那是歷史的恥辱，也是辛亥革命的劇痛，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基礎，是中國近代發生辛亥革命之後出現社會混亂的最重要原因。

朋友們，辛亥革命失敗沒有？我看是還沒有失敗，但是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馬總統:我是中華民國國民,血統上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

總統馬英九12日在臉書說，「血統上，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身分上，我認同台灣，為台灣打拚，我是台灣人」。（圖取自馬總統臉書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MaYingjeou）

（中央社記者李淑華台北12日電）總統馬英九今天在臉書說，「血統上，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身分上，我認同台灣，為台灣打拚，我是台灣人」；「國籍上，我是中華民國國民。而我也是中華民國總統」。

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發表的宣傳影片，其中提到「我是台灣人」，引發討論。馬總統臉書上午登出一篇文章，回應此議題。

總統臉書提出，「誰是什麼人？」這個問題最近有很多的討論。「血統上，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我熱愛中華文化」；「身分上，我認同台灣，為台灣打拚，我是台灣人」；「國籍上，我是中華民國國民。而我也是中華民國總統」。

總統還在臉書問網友，「各位網友覺得自己是什麼人呢？請大家也來分享一下各位對自己是誰的看法吧」。

馬總統競選連任辦公室「台灣加油讚」發言人殷瑋表示，馬總統堅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承認「九二共識」，也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一個中國」所指的當然就是中華民國。

还原蒋介石

作者﹕华明／毕儒宗、孙芸

蒋介石随侍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黄埔陆军官校合影（图片来源：中正文教基金会）

从史料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专题分两篇文章： 一，还原蒋介石的本来面貌，二，抗日：忍辱负重 护卫国魂。回答了蒋介石是否抗日，西安事变之前他在等什么的关键问题。）

一、还原蒋介石的本来面貌 文：华明
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最近，负责主持整理和研究这批文物的郭岱君教授在美国各地发表专题演讲，试图从历史事实给予蒋介石公允的历史评价。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泪纵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含泪挥毫写下这句诗后，搭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大陆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刻。 从此，在中国大陆，蒋介石被中共斥为“独夫民贼”、“不抗日”的“人民公敌”。直到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一个完整真实的蒋介石才展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大陆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公正评价蒋介石的声音。

最近，全程参与《蒋介石日记》的接收，并主持整理和研究的胡佛研究所华裔研究员郭岱君教授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地，以“从历史事实谈蒋介石”为题演讲，帮助重新评估二十世纪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及领导人物，甚至某些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事件。

郭岱君教授在华府“从历史事实谈蒋介石讲座”上，针对在场的听众特别讲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区别的认识以及国民党在台湾是如何艰难地走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摄影：李莎）

蒋介石（1887～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是中华民国第1至5任总统。他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领导北伐，统一了中国，并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但在1949年败给中共，离开大陆到台湾执政。

热爱传统文化 严格自律 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中说，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而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则不同。他虽然研读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他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

从日记中看出，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逐渐发生方向性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古书。儒家：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道家：存天理，去人欲。他研读古籍，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的规范。

他严于律己，不沾烟酒，不断告诫自己戒色、戒奢侈、戒贪。“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邪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1925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他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他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以革除自己动辄易怒、骂人、打人的恶习。

外界一直传蒋介石年轻时候生活浮荡，得了花柳病无法生育，以致与宋美龄没有孩子，但这是误传。蒋介石1928年日记：“耶！宋美龄怀孕啦！”他很高兴。可是那一年8月有刺客进入他家，宋美龄受到惊吓而小产：“妻病小产，其状痛苦不堪”，“妻病频做，心生郁闷……”蒋介石还特别请了五天假到上海去陪她，他非常爱她，尊敬她。

从崇共到反共 20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潮汇集，蒋介石与当时所有知识青年一样，受新思想吸引。他于1919年开始阅读《新青年》，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1919 年12月4日：“看《新青年》杂志。”12月5日：“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等。 蒋介石也读过“马克思经济论”、“共产党宣言”等，并向往共产主义。1923年，孙中山派他去苏俄考查，蒋介石在船上还不停的学俄文，说：“终于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祖国了。”

但是，三个月访问，蒋介石从崇拜共产主义到慢慢放弃，得出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今日中国”的结论。 到1926年，蒋介石8月30日日记：“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恶也。”他怀疑：“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只是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势力？”他“不能理解”。 而且，蒋介石的早期革命主要财务支援来自江浙财团，而共产党到处搞暴动、罢工抗议，让资本家很不满意，“为什么共产党到哪里，夺权和抗争就带到哪里？”各方面他都觉得难以忍受，这才决定在1927年清党。

同时，他也读了很多孙中山的书，并流露出崇拜之意。1925年1月16日日记：“《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1926年8月7日日记：“总理规画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

把共产党看得很透彻 蒋介石的日记中，一直贯穿着大量对共产党的看法。他比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第一，共产党反对私有财产，国民党保护私有财产；第二，共产党要阶级斗争，国民党要跟阶级合作；第三，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代表全部民众、各阶层的利益；第四，共产党讲的是仇恨，我们儒家讲的是忍，耶稣基督讲的是爱。 他说，如果我们用“仁、爱”可以治国救国，为什么用仇恨？应该说，蒋介石把共产党看得很透彻，共产党的本质是“仇恨”治国，他在日记里好几次提到“共产党这样行不通”。

但是，他也反思自省，在日记里问：为什么妇女不听我们的？为什么大学教授老是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老是相信他们讲的话？他在1939年曾经拟了一个问卷，让国民党员来回答，本党为什么组织训练比不上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做基层工作？为什么不能掌握青年？那些教授为什么要反本党？

郭岱君教授用电脑幻灯片展示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的日记手稿。（摄影：史静）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共之罪恶”：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藉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 那个时候，他很清楚：“这个毛贼不可信，我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中共的独裁、狡诈、绝不可能给民众以民主和自由。但他最后还是放了毛。

 

丢失山河 自责难已 很多人以为，蒋介石离开大陆一定会骂共产党，如同共产党在大陆批判蒋介石的做法一样。但郭岱君说，他1949年没有骂共产党，我很讶异，简直不可思议。两年前，中国大陆有个领导人匿名来胡佛研究所，我们问，那么多你们要看什么？他说看1949年蒋介石怎么骂我们的？后来驻美大使带了十几个部长级干部来，我说，你们会失望。

 

整个1949年，他都在自责：“平生最大耻辱”，“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遁迹绝世，了此一生”，这种话非常非常多…… 郭岱君说，我最受感动的是他的坚忍不拔。“在1948、49年，很多政治人物和将领都投降共产党，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投共，到香港、美国做寓公去了。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自杀了──陈布雷和戴季陶。蒋介石虽然也想到过自杀，但还是忍下来了。”

 

有些西方学者不明白：1949年的蒋介石是彻底失败了，但同样一个蒋介石，同样一个被指为“腐败”、“独裁”的国民党，为何在大陆失败，却在台湾成功建立一个经济繁荣和民主政治的社会？ 郭岱君说，实际上，蒋介石一直想搞改革。抗战刚开始，曾经有两个省实行了三民主义的土地改革，陈诚在湖北省，陈仪在福建省，他们都做了二五减租，这跟后来的三七五减租很像。但是很不幸，之后又开始打仗了，所以都没有做成，没有機会，每天都在战争中。

 

在台湾实现改革夙愿 郭岱君说，1949年，台湾进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由陈诚主导土改。而那时国民党还在大陆打仗。1950年，76％的产业是国营的，政府控制的，可是10年后，计划经济就成功的转为市场经济。

 

1950年年底，蒋介石决定实施地方自治，那时的台湾生产停滞，农业工业都落后，对外贸易连50万美元的外汇券都开不出来，失业率非常高，上百万的军民从大陆涌到台湾，吃都是个问题，到处乱七八糟，而且美国已宣布放弃台湾。 蒋介石身边的很多人都说“这太危险了，到处都是台湾人，国民党还能有立足之地？”

 

郭岱君说，今天回想起来都是个奇迹，怎么敢进行乡、镇、市长，县市长，省议员的选举？而且结果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台湾本地人当选为台北和台中市长，期间他很挣扎，甚至让人家退选。最后还是同意他们继续竞选。 非国民党员当上了市长，本省人才看到政府决心实施民主，以致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候选人参加选举，这奠定了后来国民党在台湾55年的基础，不但是土地改革，而且也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成功。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说：“没有蒋介石垫下基石，台湾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民主法治，因此，以‘一代领袖’尊称蒋介石，应非溢美之辞。”尽管最后的民主政治是蒋经国完成的。

 

以民生、民族为重 蒋介石在台湾，早期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他几次拒绝美国欲对大陆使用核武器的建议。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美国在积极考虑对入朝中共军队使用原子弹。蒋介石12月1 日日记：“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1954年10月20日，美国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台湾方面可以向美国申请借用“原子武器”，他表态“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影响。”1968年12月，他对美国国务卿鲁斯克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

 

日记中，蒋介石崇尚“仁义”施政。在大陆遭天灾人祸时──54年大水灾，58年大跃进、74年中越海战等，都有人劝他趁机打击中共，而他说，我的黎民在受苦，应该如何救民于水火之中，不能趁此时去反攻，否则不是仁义之士。

 

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珍宝岛冲突，苏联派人与蒋联络，蒋开始有点动心，但他说苏俄对我们绝无好心，不愿做吴三桂，做苏俄的马前卒。1950年中国开国周年大典，国民党空军准备轰炸天安门，他在最后时刻取消：“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

 

用中华传统文化“反攻大陆” 蒋介石最后的日记是1972年，“此为最黑暗之时期，但余对光复大陆之信心，毫不动摇，且有增无已，因确信上帝与真理和我同在也。”其实他早就知道，不可能军事反攻，但这时候他已提出政治反攻，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用三民主义来反攻大陆。

 

60年代，与中共文化大革命“批判孔孟之道”同步，蒋介石推行“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台湾开始从小学到大学入学考试，以及政府公务员考试，都大量强化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科目，尤其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受到特别推崇。致使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中最能完整承继中华传统文化的地区。

 

如今，21世纪的台湾，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陶冶下生机勃勃；而今天的大陆，政治独裁，经济发展不平衡，意识形态缺失，民怨沸腾，如同一个火药库，让人担心随时可能爆炸。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蒋介石日记》的出炉与研究，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蒋介石的另一面，或许也正是历史还原真相的契机。 ———————————————————————————————————————

蒋介石遗像

二、 抗日：忍辱负重 护卫国魂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指责蒋介石迟迟不抗日，错失时机民气。《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后，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拖延向“日本开战”的深沉苦衷。 文 ◎ 毕儒宗、孙芸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在指责蒋介石不抗日，批评蒋中正是因为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及共产党促使之后才抗日的。直到几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拖延向“日本开战”的苦衷。

中日军力悬殊 如何打？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中国人群情激愤。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近日在波士顿演讲时说，蒋介石当时十分痛恨日本，在日记里一律称之为“日倭”或者“倭”。蒋介石很清楚：中日必将一战，因为“倭所要我者，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 但他深知，当时的中国军队远不是日本军的对手，中日实力悬殊，中国要争取时间。

日记中，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时常祷告，让神给予他时间，他也一直派人去欧美寻求援助，因而迟迟没有正式向日本宣战。 郭岱君说，918事变时，中国有什么军队？只有一些军阀割据，除了黄浦军听他的指挥外，其他军阀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军队不受蒋指挥，直到1944年抗日快结束时，还是这个局面。

蒋介石一生都没能真正统治中国，国民党并没有能力号令全国，军队装备也严重落后。 他在日记写，第一，这个战怎么打，日本那么强，中国那么弱。第二，军阀割据各有所谋，军阀不见得会听他号令打这个战，第三，当时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跟南京对抗……。他不认为可以打赢这场战，要打就必死无疑：“今日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已，万一不测特令此为遗嘱。”

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不能被党内人士和学生理解的痛苦。郭岱君说，满怀热情的年轻学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向日本宣战，国民党左派也认为他的抗日是假。蒋介石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反反覆覆记述了他对此的愤怒和羞耻。

攘外必先安内：收复西南 蒋介石采取的方针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在日记中写到“不先剿共灭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平内，则不能攘外。”但这个“安内”不是指中共。 他认为，中日之战既然一定要打，上海是受不住的，决定迁都四川，可是南京政府进不了四川，因为四川、云南、贵州这西南都是军阀控制，他根本进不去，怎么办？

郭岱君说，在1932、33年间，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把共产党放在眼里，经过几次剿共，红军不到3万人。而他故意流下一股红军，跟着后面，这样才能进入四川、云南、贵州，然后再往西北走。因此，他以剿匪为掩护，藉“剿共”收复西南，而红军，只要再来一次围剿就可以剿灭了。

张学良坏了一盘好棋 另一方面蒋介石积极和日本和谈，希望再有三年，拖到一九三九年，不幸的是，由于张学良的鲁莽，西安事变打乱了他的部署。他在日记里反覆讲“汉卿坏我大事”、“汉卿误我一盘好棋”、“汉卿误我大局”，而张学良当时一定是看到了蒋介石的日记，深受感动，最后决定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然而，杨虎成和他的西北军、东北军都反对，蒋介石没有亲自写下手模脚印，绝对不能信任他。但张学良声泪俱下地说，我一定要护送委员长回去，否则中国没有人能领导我们抗战。不过，蒋介石一辈子都无法原谅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没有办法再拖延，全国仓卒抗日。他本来希望德国顾问能帮助他训练六十个德国装备师，但此时一半都没达到，同时想取得苏联、美国等列强的支持也落了空。 然而，一旦宣战，蒋介石坚定不移。他曾在一份批文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说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其中可见其对抗战的决心与态度。

艰苦抗战 败而不降 中国和日本第一大战为何选在上海？蒋介石说，松沪之战必须打，第一，必须把战线从北边拉到南边来，扩大日本战线，不能让他从东北直接到西南；第二，唤醒国人全力抗战；第三个很重要，要震动全世界，西方列强很多商业利益在上海，要让他们感觉到痛。

郭岱君说，松沪战中国打得惨烈。国军三个人一支步枪，步枪有的还要用绳子绑起来，不绑就散掉了。哪天打仗哪天发子弹，每个士兵只发约10颗子弹，平时训练只能用假的。当时的中国就那么穷，士兵只能穿草鞋，可是日本是军舰，机械兵团，中国是在用血肉之躯抵挡日本的高强度火力。 当时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郭岱君说，到了1938年，蒋介石的策略非常清楚，就是坚忍不拔，败而不降。每一仗几乎都打败了，但是绝不投降。所以日本每次有一个大的攻势，就以为中国一定投降，结果中国人败了就撤退，就是不投降。

以空间换取时间 蒋介石在抗战时曾讲，中国人地域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一吋山河都是抗日的地方。郭岱君说，他那时确实是带着中国人这样做，他想拖垮日本，以空间换取时间，打不赢就换地方。事实上也是，直到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出现转机，中国才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但是中国的损失惨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万931次。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也让日军死伤近250万人。

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对蒋介石的评价，因政治立场不同，存在极大的差异。台湾难免于“完人”的歌颂，大陆则责以“罪人”之名。持平而论，蒋既不是“完人”，也不是“罪人”，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在铺天盖地袭来的各方压力下，蒋介石忍辱负重，竭力护卫国家，实不愧为民族英雄，功不可没。◇

由施明德的一生，看蒋公的仁慈！

2006年施明德领导的倒扁运动。


当他们在诉说自己的英勇功绩时，却也留下那个战争一触即发的时代，蒋公仁慈的身影！两岸的战争在1949年後陆续发生：古宁头大战、大二胆战役、一江山战役、八二三炮战、台海空战，这些战役都陆续发生在蒋公执政时期，即使如此！蒋公还是善待这些痛恨他的人！除非是罪证确凿的匪谍！！

小熊提示：

大陆沦陷后，蒋公在台湾复行视事，恢复总统的身份，动员戡乱戒严，也就是被骂翻的所谓白色恐怖。

1962年施明德是现役军人的身份，他非一般短期的义务役而是正规的职业军人，以军法而言在战地前线犯罪可是罪加一等！一个拥有枪枝炮弹武器的军人，一个低阶没有背景的普通军人，在战地最前线的小金门防区组织以暴力推翻政府的团体，而蒋公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连施明德这样的人都没有枪决，更何况其它人！

我一直认为施明德的25年牢狱生活的点点滴滴过程与关关抓抓3次，反而可以见证即使在两岸对峙如此紧绷的年代，国民政府依然还是保有一定程度的仁慈宽厚！！并非先除之而后快的滥杀！

此外施明德的父亲曾经因为二二八事件牵连，被捕，后因查无证据而被释回。据施明德的说法是：『于刑求时脚被打断，自此不良于行，缠绵病榻。施家因援救施父而散去大量家产』。但是施明德也没有因此受到限制，他依然可以进入军校就读，成为国军的专业全职军人！

我一直不能认同白色恐怖这个民进党引用共产党的名词（当时共产党称国统区为白区或白点，国民党在国统区对共产党压制，所以共产党称之为白色恐怖），一把枪可以杀人同样可以保卫人民，最重要的是枪在谁手里！

因为红色太恐怖了！想想看现在如果有一支军队或集团，所到之处，没收人民财产，清算杀人，平分杀人抢来的土地金钱，政府要不要围剿消灭这帮土匪？？这个红色恐怖无恐不入的渗透我们正常的普通社会，以高贵的理想包装卑鄙的手段，为了抵抗红色恐怖所做的自卫行为能称为白色恐怖吗？？壮士断腕其罪不在刀锋而在毒瘤！！

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挽救了美国，就如同戒严挽救了台湾，像日本又何尝不是强力压制日本共产党的发展？为了抵抗红色恐怖所采取的断然措施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何污蔑成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对一般老百姓生活而言根本没感觉，只有那些搞红色运动或社会叛逆者感到恐怖，在戒严时期能被判枪毙的一定是很重大的共匪间谍案，其它多则以监禁，即使判刑确定只要有悔悟或放弃毛左思想很快就可以假释出狱回家！毕竟是人，冤狱在所难免，但是我不认为比例会很高！因为他们还必须通过法院审判，绝大多数人国民党并没有冤枉他们！

各位看看这些他们自己提供的资料与说法，施明德在监狱里可以读书学习外语，可以写作发表文章，还可以结婚，生病了还赶快送回台湾本岛救治，住院了还可以通知家属到医院照顾他，三番两次策动逃狱也付诸行动，只是被关禁闭，狱卒打了他，只能说那是人性的发泄！想想看如果施明德真的逃出去了，相关的人是不是要受到惩戒与处罚？？

施明德个人网站——施明德年表
http://www.nori.org.tw/read/memorial.html



施明德个人网站——施明德年表其中介绍：

1954        十三岁。考上高雄中学。初中时  ，迷恋课外书籍及看电影，喜爱背唐诗、拜伦诗、莎士比亚剧作、泰戈尔诗、法兰西诗选，因此成绩不佳。施明正大哥秘密收藏的许多1930年代富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禁书，启发施对社会问题的关怀。在此一时期，施暗自立志从军，想以武装兵变的方式推翻蒋家独裁政权。 

1957        十六岁。上中正中学高中  。初中时喜好阅读文学书籍的兴趣渐渐转移至哲学、法律、政治等书籍。崇拜英雄，好读拿破仑、汉尼拔等传记。经常与三五好友在自家经营的永春旅社开读书会，分享阅读心得，讨论时事。 

1959        十八岁。以高中同等学历进入陆军炮兵学校  ，并鼓励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投考军校。女友陈丽珠怀孕。﹝施于数年后坐牢期间与陈补办结婚登记﹞ 

1960        十九岁。大女儿施雪蕙出生。

1961        二十岁。陆军炮兵学校毕业，以少尉任官。2月被派往小金门担任炮兵观测官。台湾发生苏东启案。

1962        二十一岁。6月16日，被指称涉入「台湾独立联盟」案，以叛乱罪在小金门被捕，移送至大金门，拘禁于「第三招待所」。7月移送台湾侦讯，关在台北上海路「陆军总部政治部」的禁闭室。曾与他人有逃亡的计画，但因事机不密被宪兵发觉。8月至11月居留在木栅马鸣潭「陆军总部军法处看守所」，继续接受审讯。11月移送「警备总部保安处」侦讯。在此遭刑求，牙齿被打断、脊椎受重创。

1963        二十二岁。5月侦讯结束，以「筹组「亚细亚同盟」意图叛乱着手实施」起诉；送青岛东路「警备总部军法处」等待判决  。于军法处见到同案的其它人，包括两位兄长施名正与施明雄（两人均被判刑五年）。 

1964        二十三岁。在青岛东路「警备总部军法处」，先后目赌台独先烈陈智雄先生、宋景松先生从容就义，深受感动。4月1日以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十条，第二条第一项等，设立「台湾独立联盟」意图叛乱并着手实施，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冬天，移送台东泰源监狱执刑。 

1965        二十四岁。跟同房政治犯学习日文。开始有系统地专攻国际法。

1966        二十五岁。泰源监狱。 

1967        二十六岁。

1968        二十七岁。母亲病逝，施伤心郁闷，暴发严重胃病，疑是胃癌，送花莲军医院、再送台东省立医院戒护就医。妻陈丽珠与九岁大女儿施雪蕙前来照顾。年底院方证实施并非罹患胃癌，送回泰源监狱。 

注意！还可以生小孩！！ →1969        二十八岁。二女儿施佩君出生。

1970        二十九岁。2月8日「泰源事件」发生。施明德与柯旗化因知情不报，被独囚在一个三尺乘六尺大，站立时双手无法平伸出去的「黯房」，长达十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为度过漫长的时日，施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在昏暗的白天睡觉，在夜里监视囚犯的强光刺照下阅读，导致有一段长时间，眼睛见光便流泪不止。 

1971        夏季，绿岛新监完工，施被移送绿岛执刑。 10月11日盲肠炎，延误就医，10月13日送至台东医院时已转为腹膜炎，开刀救回一命。 以自学的国际法基础分析评论时势，发表于杂志。苦读国际公法，从杜勒斯之「战争边缘论」逐渐形成美丽岛时代的群众运动法则之一的「暴力边缘论」。 10月25日联合国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驻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退出联合国。狱中政治犯之间的统独之辩炽烈，施不介入，因而被激进独派视为〝台独左派〞，被统派视为〝大独派〞。 

1972        三十一岁。囚禁绿岛期间，从事新台文设计研究，写成「新台文的设计原理和实用规则」（但手稿于美丽事件后不知去向）

1974        三十三岁。10月，妻陈丽珠于施囚禁12年余后，因第三者介入坚决求去。施苦留未果，身心重创。

1975        三十四岁。4月蒋介石去世，实施全国减刑，施明德被减为有期徒刑15年。7月因身体状况不佳，板桥土城仁教所拒收，只能继续留在绿岛。

1977年6月16日施明德囚满15年释放（台湾任何罪犯出狱都有这项附带条件为：五年之内不得触犯有期徒刑两个月以上的罪行，否则恢复原有监禁的刑期。）而施明德却在重获自由仅两年，1989年再度投入台独反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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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高贵民主派的叙述：

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牢狱

1962年在小金门担任炮兵军官时因被指涉入「台湾独立联盟案」（是施明德和一群台籍青年组成的组织，与海外的台独联盟不同）被捕，同案共有三十余人，大部分为陆军官校学生和大学生，施明德的两个兄长，诗人画家施明正及国防医学院学生施明雄皆被捕。非法羁押长达11个月后，于1964年以首谋叛乱罪遭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3]在侦讯中惨遭刑求，脊椎受伤，牙齿随后全部脱落，造成施明德22岁后就全口假牙，终身脊椎疼痛。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施明德属于危险份子，始终不准施明德担任外役，却因此使施明德有时间倾心研究哲学、史学、国际法、语言学和日文。其坚忍不拔的性格就在苦牢中形成。

在1970年左右台湾外交处境恶劣，联合国代表权可能被中共取代，台湾有被北京政府并吞的危机。当时囚禁于台东泰源监狱的独派政治犯，认为有必要进行监狱革命，占领监狱跟台东电台，宣示台湾人要求独立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吞的心声，这项监狱革命的阴谋筹画年余，几乎所有的独派政治犯都参与了。终于在2月8日中午，由江炳兴、郑金河、陈良、詹天增及谢东荣伙同警卫连官兵等发难，当场刺杀一名士官(小熊补充：是杀死了一名上士班长龙润年），抢夺枪枝，后因进行不顺，宣告失败。江炳兴等五人逃亡，不久后被捕，同年5月30日执行死刑枪决。这是政府迁台后唯一一次以武力处理行动追求台独的事件。

泰源事件发生后，施明德与柯旗化是当时仅有的两位被单独隔离囚禁的政治犯，一直到移送绿岛监狱，国民党当局怀疑施明德就是幕后的主谋。林树枝与施明德之兄施明雄在《台湾日报》引发对该事件的笔战。林树枝目前被施明德控告毁谤，正在法院诉讼当中。1974年妻陈丽珠于施明德囚禁12年余后，因先行出狱的政治犯蔡宽裕介入下要求离婚，施苦留未果，身心重创。1975年蒋介石过世，全台实施减刑，1977年6月16日施明德囚满15年释放（附带条件为：五年之内不得触犯有期徒刑两个月以上的罪行，否则恢复终身监禁的刑期。）而施明德却在重获自由仅两年，再度投入对抗威权体制的运动之中。

而施明德也成为美丽岛事件中，唯一一个经历过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横跨台湾两段重大政治变动的反对运动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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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补充：民进党多年来的污蔑白色恐怖，其实两蒋执政时期只杀了这5名台独份子，其他都罪证确凿潜伏在台湾的首要主谋共产党匪谍，至於暗杀党外人士，那真是可笑极了！抓来关的大咖都没让他们死，在外面混的小咖却要辛辛苦苦去搞暗杀？？至於江南案台湾媒体一直故意不提刘宜良是三面间谍的身份，说什麽因为写蒋经国坏话所以蒋经国要杀掉刘宜良，真要是这样台湾情报局要杀掉的人太多了！几十年来在海外与香港出了多少毁谤两蒋的书，他们不也活的好好的！况且刘宜良那本丑化蒋经国的传记与其他的书比起来简直事小巫见大巫！！还有林义雄全家命案与陈文诚命案，有必要杀吗？？当时他们根本不算多大咖，林义雄是全家被害的身份而地位才高了起来，陈文诚更是很普通几乎没有知名度是回国没多久的年轻反对派学者杀他意义不大！

国民党搞暗杀叛国贼，但“灭门”一向是另一社团的专业作风，不是国民党的手法，例如杨虎城全家被杀案也说是蒋公下令军统局杀的，其实只要看清当时的情形就知道不可能，杨虎城全家被杀在1949年9月6日，军统真是时间很多很闲啊！！这种人公开枪毙都没有人会反对的人还要秘密杀掉喔！？ 尤其是军统系统的人是中共的首要处决对象，安排自己人逃都来不及了，军统局还管这一家人？？还要“秘密”杀他全家？？事实上，蒋公当时已经下野，军统已经被代总统李宗仁解散重组了，李宗仁这麽做相信一般人都明白为什麽？当然是要清除效忠蒋公的忠贞份子。那些传说中暗杀杨虎城的军统分子连吃饭发饷都成问题了，还处心积虑地去千里迂回杀掉杨虎城？就连蒋公要到台湾时还在澎湖等待台湾省主席陈诚是否同意他上岸！！陈诚当时还考虑很久，没有立即回复！！ 蒋公当时没名没分，陈诚不晓得如何向新老板李宗仁交待，因为陈诚如果和蒋介石接触，可能会得罪李宗仁，李宗仁可命令国防部和财政部断了台湾的军政粮饷。

再谈几桩民国暗杀公案！邵飘萍是个垃圾拿了张作霖的钱之后因为苏联卢布支持下的郭松龄叛军给他的钱更多就拼命倒戈在报纸上炮轰张作霖，张作霖只好给他更多的钱 要求他两不相帮，结果他不肯，张作霖能不恨他？如果仅仅是自由媒体，之前没有拿过张作霖的钱，张作霖也不会要杀他，林白水死的冤 但是张宗昌本身就是北洋军阀里也算垃圾的，至于史量才的死根本和蒋先生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在当时的舆论中除了卢布媒体外都是公论，他和他老婆原妓女沈秋水1912年造下的孽，被别人的家人报仇而已。

关於李、闻惨案发生时，国民政府正处于内战开始前的紧张状态以及争取美国是否支持的关键时期。蒋公有必要做出这样的暴行来给自己增添麻烦？李、闻有如此重要到非杀了他们吗？此案让美国的左派与亲共份子以及国内的民主派人士在国内外的媒体舆论上闹的沸沸扬扬，国民政府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打击，我不禁合理怀疑这件事情不管是单纯谋杀或某集团嫁祸，应该是故意大肆炒作抹黑国民政府的事件，而事实上国民政府确实也被喧腾到灰头土脸，是谁希望美国不要支持国民政府剿匪？？！！

国民党是个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特工向来只杀叛国者！制裁叛国者！如果在国统区根本是直接公开枪毙叛国者！其它的共产党徒则是抓来坐牢监禁，表现良好即可假释出狱，不少中共的高干都做过国民党的“黑牢”不是吗？周恩来与刘少奇也都被捕过，写写悔过书不就放了他们吗？

李登辉是共产党员与台独份子，虽然遭到国民党情报系统长期监视，但是不影响他1952拿奖学金出国留学！不影响他在1953年进入政府部门担任公职，看看大陆的《红岩》这本书讲的是解放前，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革命者们在集中营里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光荣事迹”，还有一堆台湾反对党人士写的什幺狱中传记即可知道！其实国民党长久以来都只是以围赌共产党或防范共产党的思想扩散为主要目的！换句话说：在大陆就是叫你不要搞共产党，在台湾就是叫你不要搞联共台独！！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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