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

【大纪元2011年07月16日讯】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张铁志，近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被来台湾的大陆朋友所称赞的台湾美好及台湾人优良的公民素质，这是二十多年来台湾民主化的产物，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
文章称，常听到来台湾的大陆朋友说，台湾城市干净、排队秩序井然、人们彼此斯文有礼、乐用环保餐具并认真回收垃圾。在开放台湾自由行后，大陆朋友可以在阿里山和日月潭的小巷弄中，在更一般市民的生活中，发现这些美好。
对许多大陆人来说，台湾体现了中国文化或传统道德美好的一面，而他们痛恨这些美好的东西被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所磨灭或摧毁。
张铁志在文章中称，常常大陆人把台湾说得好到他都不好意思。因为台湾人也常常对生活充满了不满与厌恶，也仍然不时觉得这个城市丑陋而脏乱，并偶尔也会遇到恶意以对的路人或试图诈骗的商家。
不过，他认为，台湾也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台湾人这些优良的公民素质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当然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关，但或许，这更是二十多年来台湾民主化的产物。
文章称，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确实隐含了以某种公民美德作为这个制度的底蕴。例如理性、温和，以及更重要的，对人的尊重。民主的根本价值，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尊重每个人的个体价值，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张铁志在文章中举例称，过去台湾民众去公务机关办事，官僚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柜台都是高不可攀。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任民选台北市长上任后便开始大力改革这个文化，降低民众洽公柜台的高度，且必须为民众奉茶，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文章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国家和公民之间、公民彼此之间有比较高的社会信任度。相对的，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因为社会充满着意识形态与谎言，且规范社会秩序的规则不透明，所以社会信任度很低。社会信任度低当然无法建立良好的公民素质。
民主社会也可能让公民更遵守某种公共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基于自愿服从的原则，而不是强制性的。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会更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比如台湾的社区运动就是开始于民主化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基层社区区民开始一起关心社区的历史、文化与风貌改造。
文章说，民主制度也使得人们有渠道表达不同意见机会。他可以打电话投诉官员，可以写文章批评政府，可以组织人上街头抗议，可以找议员帮忙，因此可以减少社会的暴戾之气，减少被压抑而随时等待爆发的愤怒。
文章最后说，当自由行的大陆朋友踏上台湾的土地，被这个地方的美好人情与公民素质感动时，请记住，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当然，台湾还有许多缺陷，距离民主的终极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毕竟还在努力。
2011-07-16 21:55:41 【万年历】

大西洋底发现5600万年前的古陆和人迹

【大纪元2011年07月16日讯】据刊登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的一片文章显示，英国科学家根据石油公司提供的、利用回声反射技术收集的数据，在北大西洋海底发现了古代沉入大海的山脉和河床。研究人员很自然地将这个拥有5600万年历史的被遗失了的地貌与传说中的迷失之城亚特兰蒂斯联系在了一起。海底岩石获取的岩芯样本，科学家发现这个地貌曾在陆地存在并有人居住的证据
这个沉没于水下的古地貌位于北大西洋奥克尼-谢特兰德岛(Orkney-Shetland)西部海域海底约合1.9公里处，拥有一系列一度属于山脉的山峰以及8条大河。
研究发现，这个地貌一度高出海平面约965米，可能曾与现在的苏格兰相连，甚至曾一度延伸到远至挪威的地区。
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尼基•怀特表示，这个古地貌景观象是一幅地图，呈现出一个沿岸国家的形状。形象地说，这就是保存于海底1.9公里深处的一个古代地貌化石。
科学家利用石油公司采集的反射数据，恢复了海底地貌的三维图像，最后发现了沉入海底的地貌证据。
通过分析从海底岩石获取的岩芯样本，科学家发现这个地貌曾在陆地存在并有人居住的证据，样本中含有花粉和煤炭颗粒。
在其他一些地区，剑桥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系列微体古生物化石，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地貌一度是一个陆地环境。
（责任编辑：肖恩）
2011-07-16 23:44:00 【万年历

贝克汉姆最喜欢的八个中文字

【大纪元2011年07月17日讯】最近网上广泛流传前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在身体上的纹身，有华人读者评论说：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谆谆教导，但现在的中国人，还有几人能真正体会其深意呢？
据报导，2008年3月，贝克汉姆代表美国洛杉矶银河队比赛时，球迷们惊奇的发现，他身上多了一个纹身，认识汉字的人读到：“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8个汉字。据说小贝数年前就很喜欢这句中文，并趁早前访港时纹上。
孔子的《论语-颜渊》中写道：“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意思是：人的寿命长短是命中注定的，人的贫富也是上天注定的，非人力所能改变。
遗憾的是，那位香港纹身艺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改了一个字，写成了：“生死有命、富贵由天”，但总体意思是相同的。
[图]
世界著名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网络图片）
有网友留言说，在无神论横行、处处讲战天斗地的中国大陆，人们崇尚的是个人奋斗，只有自己遇到挫折时，才无奈地、自我安慰式地感叹一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很少有人真正把这个当成一种指导自己日常生活的世界观来重视，来真正的顺天意而行。
英国一位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表示，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真正尊重天意的人，都应该赶快退党、退团、退队。小贝一个外国的足球明星都能认识到这点，何况我们可贵的中国人呢？
（责任编辑：李华）
2011-07-17 17:14:20 【万年历】

中正吟

林牧晨

早年習武渡東瀛 同盟血誓反清庭
投身革命為共和 光復浙江始帶兵
永豐艦上護領袖 黃埔校園練新軍
平叛東征卓戰果 功畢北伐一統成
清黨剿匪施訓政 攘外安內勢逼人
外賊入侵家賊亂 河山萬里陷胡塵
容共聯俄盟英美 抗日救亡苦經營
民主政治維民氣 青壯報國勇獻身
十大會戰破敵膽 路通緬印復遠征
廢除舊約立新約 開羅會談謀和平
巨雷一聲寇旗倒 八年苦戰難收成
亂黨得勢趁潮起 貪官逐利敗軍魂
中原易幟裂疆土 刀斧浴血鎮蒼生
綠島孤懸白日徽 青天碧海夜夜心
戒嚴備戰無懈怠 獨立自主國脈存
反共復國志彌堅 可憐勢去不由人
兵敗權失莫談勇 劍上血痕隱冤魂
功傾中華罪在身 蓋棺未必有定論
光陰似箭逼人生 三十三春復清明
大中至正為自由 公評不在仇與恩
慈湖雲影慈庵夢 兩地相思一樣情
遺民淚盡紅朝苦 始覺蔣公是偉人
雪竇山松玉山雪 日月潭水武嶺風
沙漠自有甘泉湧 長潤清玉在石中

林辉：中华民国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历程

【大纪元2011年06月09日讯】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相继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不仅被迫出让领土，而且还丧失了尤为重要的海关控制权和关税自主权；此外，西方公民在中国还享有治外法权。对此种种不平等之事，当时不少中国人痛在心中，一些有识之士还为赢得主权不懈地努力着。最终，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先后收回了海关控制权和关税自主权。

据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国民政府海关关务署署长的张福运回忆，中国之所以放弃其海关控制权和关税自主，除了国运衰弱外，主要原因是由于不熟悉当时的国际贸易规则。早在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际，清政府就表示同意对进口商品征收5%的进口关税，从而开启了一个国家不是依照其主权，而是根据条约规定来征收关税的先河。接这样，中国关税自主权被让了出去，随后的其它不平等条约及最惠国条约更使这一待遇惠及其他国家。

由于清政府对洋商洋行不熟悉，遂委托英国领事李泰国创建海关，对国外商品收取进口关税。本来清政府打算派一名中国人创办海关，但被户部侍郎文祥以“中国人有中饱私囊”之由给否决了。李泰国虽然为清政府成立了海关，但真正使这一机构名声鹊起的却是其继任者——1863年到任的赫德。赫德创制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海关，并在从晚清到1949年前的数十年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在日本侵华期间也不例外。

在赫德的主持下，中国海关成为了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廉洁、高效的机构，并成为了从晚清到民国政府可以获得西方贷款的保障。

1895年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和此后的《辛丑条约》，使清政府不得不以海关税收作抵押向外国借款，以偿还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一做法使海关卷入了国内货币体系，并使得海关总税务司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有了较大的发言权。

清政府垮台后，为了维护中国的国际声誉，保证中国能继续偿还外国战争赔款和贷款，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授权当时担任总税务司的安格继续掌管海关。从1911年到1928年间，中国的海关关税，除去必要的海关运营费用外，全部交给在上海的一个国际银行业委员会，该委员会代表外国债权人的在华利益。只有在缴纳赔款和贷款等费用后的剩余部份，总税务司才会交给民国政府。而在支付这些款项前，关税则被托管在英国的汇丰银行。

巨额的庚子赔款（1938年中止），连海关收入都难以填满。民国政府不得不动用部份常关税（注：过境税）。这使得由英国人担任的海关总税务司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并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虽然海关中中方雇员不少，但直至1927年，没有一个中国人做到海关副税务司的位置上。

1926年蒋介石北伐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宣告关税自主，并在财政部下设立关务署，负责接收和管理海关事务。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当时，尽管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份省，但海关关余仍控制在北洋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手中。

在时任关务署署长张福运的建议和运作下，海关最终被纳入了民国政府管理体系。其采用的办法是，与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协作，对海关进行改革，如停止招录外籍人员，中外职员在权利和义务上平等，中外员工同工同酬，任命一名华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秘书，派遣中方职员出国深造，废除总税务司对海关关余的绝对处置权；关税不再存进汇丰银行，而是置于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政府可充分利用这部份资金；重新修订关税，等等。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关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在国民政府关务署成功地取得了对海关的控制权后，张福运又开始酝酿关税自主的谈判。他首先提出海关税则及进口关税制度制定的问题，并决定调整关税税率。其后，他开始就中国关税税率问题与各国谈判，并达成了一致。

1928年7月，中国政府率先与美国签订《中美关税条约》，其后又同与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或“关税条约”。到1930年，日本也终于同意签署了《中日关税条约》。新税则规定了不超过12.5%的新关税税率。新关税实行后，所有的关税均由海关征收。从1933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曾经是独立王国的海关自此成为了民国政府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拥有了关税自主权的民国政府，以后又几次调整税率，所获得的关税收入在国民建设和以后的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港台时间: 2011-06-09 11:03:37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6/9/n3280954.htm

林辉：精忠报国的国民党八位上将

【大纪元2011年06月12日讯】在八年抗战中，当中共的将领们或安于陕北，或小打小闹的所谓“抗战”时，国民党将领们却身先士卒，率领国军，与实力装备远远强于自己的日军面对面打起了一个个大仗、硬仗。且不说有多少国军士兵捐躯沙场，单说当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就有200人阵亡；与之相反的是，中共甚少有高级将领献身沙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抵御外侮的不是自我标榜的中共，而正是几十年来被中共诋毁的国民党。

在殉职的200名高级将领中，有八人被追封为上将，他们是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饶国华、王铭章、张自忠、唐淮源和李家钰。他们和其他国民党将领那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的精神至今仍辉耀在中华大地上。

佟麟阁是抗战爆发后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在日军1937年7月进攻北平时，驻守北平的正是中将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佟麟阁所辖的第二十九军。早在日军入侵前，他就对手下士兵常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

当日军开始攻击北平时，正逢佟麟阁的父亲病重，家人多次催促他回北平城内寓所探视，但他认为战事瞬息万变，不能离开部队，是以写信告之家人：“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为之。”不久，在与日军的交战中，佟麟阁腿部和头部先后中弹，壮烈牺牲，时年45岁。

与佟麟阁同一天殉国的还有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赵登禹率部顽强抵抗。当他受伤后传令兵要将其背下战场时，他却如此说道：“不要管我，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告诉她老人家，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说罢继续指挥部队。后在突围过程中，他再次被日军机枪射中胸部，当即殉国，时年39岁。

日军攻占北平后，继续南下。国民党与日军在忻口展开了一次会战。国民党陆军中将郝梦龄出任中央兵团总指挥，节制第九、十九、二十一、三十五共四个军，在忻口正面主阵地阻击日军。在开赴战场前，郝梦龄路经武汉，回家与家人话别。临别时，他给儿女们留下了遗嘱，遗嘱中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们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楠、荫槐、荫森五儿云。”

在10月10日决战前，郝梦龄又给妻子写下了一份遗嘱，内中有这样的字句：“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

在决战中，郝梦龄身先士卒，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了血战。后在同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前往某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时，双双中弹身亡。郝梦龄时年39岁。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战场上三英雄，精忠报国郝刘郑。”（“郑”指郑廷珍，时任独立第五旅长，同一天在南怀化高地中弹牺牲）而郝梦龄是此次战役中，中方殉国的最高级别将领。

不久，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战也有了结果，日军攻陷上海，首都南京陷入危急状态。隶属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陆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在中将师长饶国华的率领下，奉命在安徽军事要冲广德布防，牵制日军。面对优势敌军，饶国华率部坚守城池，奋力拚杀，经过三昼夜激战，予敌大量杀伤，自己伤亡也十分惨重。正在双方战争呈胶着状态之际，所部团长刘儒斋违背军令，擅自后撤，最终导致广德失守，饶国华率余部仅一营兵力被迫退守宣城县十字铺。

饶国华认为对广德失守自己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他遂写下遗书，举枪自尽，时年43岁。遗书中这样写道：“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

1937年12月至次年3月，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山东邹县、兖州等地展开激战。扼守滕县的为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中将师长王铭章。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王铭章抱定以死报国之决心，他对部下们说：“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

1938年3月16日，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王铭章率守军三次击退其进攻，并在日军攻入后与其展开了巷战和近距离殊死搏斗，战斗场面异常惨烈，有的连拼得只剩10余人，有的连官兵全部阵亡，而王铭章也中弹殉国。

可以说，滕县守卫战使日军第十师团遭受重创，为徐州一带中国军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为此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徐州会战最高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后来曾高度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而在国民党殉国的高级将领中，以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的殉国影响最为深远。蒋介石曾在其殉国后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今强敌未夷，大将先陨，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300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

在1938年3月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号称“铁军”的日军阪垣师团鏖战7昼夜，日军伤亡3千余人，阪垣羞于败绩，几欲自杀，五十九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在随后的徐州突围、潢川会战、武汉突围、长寿店战役、随枣战役、襄樊会战等战役中，张自忠率部屡克劲敌，捷报频传，多次受到国民政府通令嘉奖，张部被称为“最优部队”，其防区被誉为“模范战场”，张自忠本人也成为日军闻名生畏的抗日名将。由于战功卓著，张自忠于1938年10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同年11月起被第五战区任命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九、三十三两个集团军和一批杂牌军约20万兵力作战，成为一方统帅。

在1940年5月初，在湖北宜城县东渡襄河阻击日军时，张自忠部陷入日军重围，但他率领全体官兵战斗到了最后一人，给予敌军以极大的杀伤。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中，担任西正面阵地防御的是中将军长唐淮源率领的第三军。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几易其手，但终因后援不继，第三军被迫突围。唐淮源亲率一个团突围，但遭遇日军层层堵截，被困于夏县东部的悬山一带。眼见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唐淮源自尽殉国，实践了自己不成功即成仁的誓言。

1944年4月，日军纠集4个师团和5个旅团约15万兵力，发起豫中战役，企图通过南北夹攻，打通平汉路，占领洛阳及平汉路以西广大地区。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家钰主动承担后卫任务，掩护大部队转移。在与日军的交战中，身中数弹殉国。他是抗战期间继张自忠之后殉国的第二位集团军总司令级别的高级将领。

行笔至此，我只恨笔墨无法言表英雄的壮烈，无法言表我内心对英雄的钦佩之情。但我亦深知，无论历史怎样被抹黑，乌云是永远遮不住英雄辉耀天地的光芒的。

中港台时间: 2011-06-12 15:06:21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6/12/n3283905.htm

林辉：抗战期间敌后方的国民党游击队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除了在正面战场与侵华日军展开了22次大会战、若干次中小战役外，还在敌后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日军。据统计，1938年，国军参加游击战的数量在60万左右。到了1941年，国军游击队的人数是中共军队（连同游击队）总数的2.63倍，枪支是中共军队的4倍。

国民党正式确定敌后游击战是在1937年太原保卫战前后。1937年9月国民党河北守军在涿县战败，退守山西，部份军队奉命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在当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更进一步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之效。”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并在此后的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

事实上，参与国军游击战的除了奉命留在敌后的正规军，还有由国军军官、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这些武装部队一直活跃在敌后，打击并牵制日军。

1940年前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到达鼎盛时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据地，华北有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恒山根据地，华东华中有沂照山区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鄂东根据地、大云山九宫山庐山根据地，华南有海南根据地。全部兵力约100万左右。此后国军游击队虽曾遭遇挫折，但资料显示，抗战游击区除冀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游击队除配合正面战场大型会战和战役外，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游击作战的战例，如郑氏祠伏击战、突袭南澳岛、吕梁山围歼战、攻占黄梅、鄂东反扫荡、马当夜袭战等。

1938年5月，湖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游击第5大队、保安第8团的两个营，配合第172师的两个营，在郑氏祠左右的高山占领阵地，伏击日军。经过一天激战，国军游击部队最终歼敌400余人，活捉6人，缴获枪支弹药若干。

同年7月15日，国军第157师一部突袭粤东的南澳岛，一度得手，然而战至8月末，600余突击队员仅剩20余人生还，南澳县长洪之政殉职。此役歼灭日军200余名。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此役消灭日军2000余人。

5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湖北大通一带扫荡。5月19日，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击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击毙日军140多名，并夺取了县城。

1940年秋，国军第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要塞，毙敌150多人，焚毁了弹药库，并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此为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而在敌后战场殉国的国军将官，亦达数百人，军阶较高的有：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中将师长刘桂五、东北游击队总司令中将唐聚五、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中将刘震东、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复、第34军暂编45师少将师长王风山、第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第51军114师中将师长方叔洪等。

可以说，国军游击队的存在，有效地起到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牵制日军并困扰其后方、协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政权、使沦陷区民心得到维系的作用。

1964年，中華民國首都市長不是國民黨！

臺北的世界大戰 轉載自葉高華~地圖會說話 http://richter.pixnet.net/blog/post/6574710 1964 年的臺北市長選舉，堪稱臺北市有史以來最激烈的選戰，至今仍是許多老臺北人津津樂道的「世界大戰」。國民黨用盡各種手段，最後居然輸給黨外的高玉樹。現在年輕的一輩可能已經不知道，當年臺北市可是被稱為黨外的民主聖地呢。 事實上，四十年來，臺北市的政治地理並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1964 年高玉樹贏的地方，2006 年謝長廷也都贏。更重要的是，1964 年的這場選舉，正是不折不扣的族群投票。各區的外省籍人口比例，竟可解釋高達 96.4% 的選票分布。若按照這個簡單迴歸的估計，當年外省人幾乎不會投給高玉樹，而超過八成的「本省人」投給高玉樹。顯而易見，族群政治在臺灣具有淵遠流長的歷史，絕不是近幾年才被政治人物「炒作」出來的。 以下，恭錄吾友 eslite12 對高玉樹回憶錄的評論。 前言：＜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是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最新完成的歷史紀錄，並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前衛的出版品難稱大眾，而高玉樹先生的眼光和品味卻決定了今天台北市的發展樣貌，所以不管愛憎高玉樹或前衛，要是對這座城市還有一點熱愛或好奇，把此書擺上自己的書架是不需要考慮的！ ＜高玉樹回憶錄＞仍然保持撰述者林忠勝夫婦一貫的風格，以史料和訪談內容混雜的方式行文，對於缺乏背景知識的讀者極易上手。本書基本上以高玉樹的生命歷程為敘事的主線，從他的家世背景談起，為什麼會從松山興雅庄鄉下搬到人文薈萃的大稻埕，這點對於了解高玉樹的人格養成和他後來受到的工程師訓練至少是一樣重要的；本書的第二大部是高玉樹人生最輝煌的年代，包括他如何從一位工程師當選市長，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到再次當選並在台北市締造一個國民黨無法抗衡的黨外盛世；第三部分則是高玉樹遭蔣經國疑懼而明升暗降入行政院，成為位高權輕的資深（或說被淡忘的）政治人物的心路歷程，從高玉樹的描述中不難感受到壯志未酬的無奈，不過高玉樹先生當年在親黨外報刊上臧否時政的功力也於此重現於讀者；最後則是脫離本書主軸而談及家庭生活，包括否認曾流傳一時的高蔣連姻傳言。本書也有張炎憲與許雪姬兩位台灣史大家為序，其中許序對於高玉樹是否在國民黨醬缸文化中，自認受黨國恩庇的質疑，或許是了解高玉樹先生的一個切入點。 高玉樹先生生於１９１３年，是位不折不扣的”大正期”人物，大正期的時代精神是樂觀的，雖然當時日本的民主恐怕主要是功能考量，但這種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孺慕，較為自由的氛圍與科技進展下對物質文明的絕對信仰，創造出總屬邊陲的台灣島上前所未有的一群理性主義者，雖然這種理性與前進幾乎完全建立在對西方的模仿上（也因此他們恐怕是台灣歷史上最”國際化”的一群人）；我曾經在舊＜台北畫刊＞上看到高市長以雙掌交握高舉這種在台灣越來越罕見的西化方式答謝市民，然而對大正期的政治人物來說，這卻是很自然的動作。大正期對台北市也是重要的，這座城市的疆域在大正時期確立，台北不再泛指台灣北部的廣大地域，而特指以三市街為核心放射出去的盆地與其上的聚落，或更進一步說，直到這個時代才有真正的台北市乃至台北認同，高玉樹先生後來能以”本市人”（第二屆市長選舉時高陣營的口號為”本市人投本市人”）的身份得到市民壓倒性的支持，他與這座都市在本質上的連繫不應忽視。 然而認為高玉樹市長不是位市政專材的講法只可能出於無知（當然高市長對於古蹟和環境的觀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是有問題的，因為對他而言這二者的價值只有在”美觀”－即其主觀－下才能得到彰顯，不過若體會大正時代之人對文明的服膺，這點不應被過度責難），但我們卻也看到許多人責備高玉樹先生在面對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的時候總流露出強烈的妥協色彩，並把他貶為一位單純的工程師市長，我認為這樣的理解有點問題。 高玉樹的政治黃金年代是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中的十年，在這個時代僅管台灣都會區的非國民黨政治勢力已有一定聲勢，但在國民黨與當時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及小鎮居民的緊密結合下，非國民黨勢力是不可能與國民黨在任何形式下進行全國性對抗的；另一方面就算取得地方執政權的黨外人士，也依然需要國民黨的協助才可能推動建設，在此之中當然會產生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高玉樹是台北市長，是得到最多選票的無黨籍人士，但是一方面他清楚透過體制內手段不可能爭取到民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當時的台灣國民黨與各種利益的結合牢不可破，因此他對於國家體制改革抱著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這點可見中研院陳儀深對高玉樹所進行的訪問最末），這也是多數台灣菁英當時的選擇；另一方面，正如高玉樹自己所評論的，蔣介石是一位極好面子的領袖（另外應該一提的是，後來張豐緒市長在蔣經國授意下推動”不好面子”的萬大計畫，將高玉樹積極打造大台北的做法改為先整建大龍峒與萬華的破舊地區，雖然聽起來切實實際上卻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台北人口在戰後的暴漲早就超過了舊市區的容納能量），高玉樹本人又是一位對自己家鄉有抱負的文明至上論者，再加上他的家鄉也正好是蔣介石的臨時首都，因此二人在台北的都市建設上互動自然較佳，但若認為高玉樹先生真心感謝蔣介石的”愛護””照顧”，或如許序所稱的”恩庇”，我認為並不妥當。高玉樹先生畢竟參與了對蔣家政權無異於叛亂的中國民主黨，高先生的得意之作”拔旗論”中後半段所謂要插到南京去也明顯不是他的真意，更重要的是高玉樹的弟弟楊玉成先生在省議會中對國民黨法西斯政權在體制的不民主和建設的敷衍的批評遠較其兄激烈（可見省參議會所作之口述歷史），而在高玉樹先生實際選舉時支持他的台北市鄉親也相當敵視國民黨，可見高玉樹先生在後來的訪問與回憶中對特定國民黨人的口下留情，實乃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的場面話而已。 高玉樹先生在最後一次市長選舉時，喊出的口號是”黨內人投黨內人，黨外人投黨外人”，我認為這句將”黨外”（或更直接說：台北市的高玉樹勢力）視為一個沒有黨名的黨的說法，道盡了高先生那一人戰一黨的光輝歲月在台灣歷史上的獨特性，但是高玉樹並沒有在選票上打破台北市嚴重的族群問題（雖然高玉樹先生在本書中自稱”用人不分省籍”，但是據楊玉成先生的回憶高玉樹在眷區幾乎沒有選票），所以他曾經力主將三重劃入台北市管轄，但最後當然沒有成功，而後來台北市在人口結構改變下，果然也慢慢失去民主聖地的光環（僅管台北市本地人的政治偏好從未有太大變化）；高玉樹先生更無奈的恐怕是許多都市建設都在國民黨後來於台北市沒有民意基礎的長期執政下走了調，比如民生東路並未拓寬為與仁愛路媲美的百米林蔭道，而承德路打通後卻遲未更新，更造成了高玉樹的新故鄉（同時也是最支持他的）大稻埕地區逐漸沒落；市民也慢慢忘記（對新市民可能根本沒聽過！）由一位真正的”台北黨”人所主導的台北市史上最朝氣蓬勃的年代。 ”成敗在所不計，公道自在人心”，這是高玉樹先生在第三屆市長選舉慘遭數次”停電”夜襲後，掛在武昌街競選總部的布條，他的台北市施政縱有遺憾，但應該可以說是成功了，但公道有沒有仍在台灣人民的心中恐怕是很讓人懷疑的；無論如何高玉樹先生在五零到六零年代為了台北和台灣的千秋拼一時，也的確是改變了這座城市與這個國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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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革命與改良”的四次關係

——節選自系列讲演第二講《誰說辛亥革命失敗了？》（聽打錄音稿）

辛 灝 年

（六） 革命與改良的關係

我說了晚清的革命黨，我說了晚清的改良派。那麼 革命和改良的關係如何?
革命是怎樣沒有正確處理好跟改良的關係? 我是指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之後。
我現在講四個問題。

一、革命團結改良，改良拒絕革命

一八九八年春天，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康有為在這之前和孫中山的海外革命黨是有聯繫的。孫中山在日本辦學校，是康有為、梁啟超推薦的教師，其中有一個就叫徐勤，後來做了這個學校的校長。《走向共和》電視劇裏有一個鏡頭，是完全真實的。康有為一看光緒皇帝接見他了，他馬上給梁啟超說：你要告訴在日本的徐勤，要和孫文“劃清界線”。我查了，完全屬實。一八九八年的秋天，九月，康有為逃到香港，是孫中山帶宮崎寅藏、山田永朋等人，分頭到香港接康有為，到北京接了梁啟超，接到日本避難。但是，康梁到日本後，孫中山先生幾次要求見康有為，康有為都拒絕不見，最後馮自由代表孫中山先生找了梁啟超，正好撞見康有為，就跟他講：我們講革命，你講改良，但我們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憲政。雖然你講君主憲政，我講民主憲政，但是憲政是一樣的呀，所以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排滿，共同反滿，追求未來的憲政。這個話我覺得講得很好啊。康有為怎麼說呢？他說：“我唯今上是從。”然後就什麼都不要談 了。什麼叫“我唯今上是從”呢，就是我只聽光緒皇帝的，你不要想讓我去反對滿清。他拒絕了，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梁啟超要到檀香山，孫中山先生寫信給他的哥哥介紹梁啟超，把自己的兒子也交給梁啟超，請梁做開蒙老師，希望梁啟超在檀香山能夠和興中會結合，大家共同 革命。在走之前，梁啟超就問孫中山，說：如果我們真聯合，我就來説服我的老師。但有一點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那就是我的老師是不能做“第二”的，他只能做“第一”。孫中山回答說：你看，康先生是你的老師，你是他的學生，是我的朋友，當然他“第一”嘛。就這樣，梁啟超寫信給康有為，康有為還是斷然拒絕，責駡梁啟超思想動搖。梁啟超聽了老師的話， 拿了孫中山的信到檀香山，找到孫中山的哥哥，幹了一件什麼事，大家知道嗎？他把孫中山的興中會幾乎全部變成了保皇黨。等到孫中山過了一年到了檀香山的時候，才發現他原來建立的興中會都不理他了，就像在日本，他到自己創辦的學校裡去，改良黨徐勤竟然在學校大門上貼了個條子叫：孫中山是不受歡迎者。孫中山的革命黨第三次想和康梁合作又失 敗了。
第四次，一九零一年，孫中山還沒有死心。他帶著宮崎寅藏等人到香港，在路上，他就告訴宮崎寅藏：你帶三萬港元到新加坡去拜會康先生。由于康有為不搞團結搞分裂，被日本政府請走了，就是被驅離出境了，他就到了新加坡。宮崎寅藏到了新加坡就想找康先生談，孫中山還是想和你團結，大家一道來幹。你們知道康有為幹了一件什麼事嗎？他居然向當地政府報告，說孫中山派宮崎寅藏來暗殺他，新加坡的政府就把宮崎寅藏給抓起來了。孫中山一聽到，趕快趕到新加坡去營救宮崎寅藏，結果他也被新加坡政府抓起來了。後來朋友多方出面，才把孫中山和宮崎寅藏救出來，結果新加坡通知香港政府，兩人五年之內都不淮進入香港，孫中山第四次團結改良派失敗了。
一九零四年孫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到了舊金山，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在舊金山被美國移民局給抓了。怎麼回事呢？是因為在檀香山的時候，保皇黨，就是改良派的一個成員，寫信給美國移民局，說孫中山的出生紙，就是護照啦，是假的。直到這一天，孫中山先生才知道團結不了改良派了。所以我給他作了一個總結，叫「革命團結改良，改良拒絕革命」。這是革命與改良的第一個關係。

二、 改良攻擊革命，革命批判改良

大家都知道改良派和革命派後來有個論戰， 就是互相打筆墨官司，你宣傳改良，我宣傳革命。那改良派是怎麼首先攻擊革命的呢？這要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就是，梁啟超在重新歸回改良，不動革命之心之後，在日本辦了個 《新民叢報》，提出了“新民論”。他的觀點主要就這麼幾條：第一，中國的事情沒辦好是老百姓自己不好。第二，因為人民自己不好，所以你就不要責備朝廷；就像現在我們的一些政治改革派人士說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 什麼樣的政府，不是一樣嗎？第三，中國怎麼樣才能好起來呢？那就要“新民”，我們人民自己要在思想、文化、道德各方面把自己練得好一點，才有資格來向朝廷提意見。第四，既然要“新民”就是把自己刷新，你就不能夠從事革命，革命只是流血和暴亂。我們不要流血的變革，我們要不流血的變革。他忘記了短短的兩年前，他和康有為、唐才常還策劃了長江七個省的武裝暴動。張之洞在一個早上就殺掉了唐才常等二十幾個保皇改良派人士，安徽大通一地，苦戰七天七夜，最後失敗了，他忘記了。這是改良派第一次正式有思想有理論地攻擊革命和革命黨。
那革命黨怎麼批判他呢？革命黨孫中山就說了：改良和保皇是完全兩回事，是“東西不能易位的，水火不能相容”的。康有為說“保皇也是革命”。那是錯的。因為你保皇就是保皇，你只是要革慈禧太后的的命，保光緒皇帝的命，還是要保大清朝。我們革命就是要推翻滿清朝廷和滿清專制制度的命，怎麼可以跟你是一樣的呢？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學者叫章太炎，公開寫了一篇文章罵光緒皇帝是「載湉小丑」。在中國引起很大的震動，中國歷史上誰敢罵皇帝是小丑啊，而且在國内的雜誌上發表的。然後他針對康有為講“保皇也是革命”和「致南北美洲華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發表「駁康有為改良書」，說“人民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社會舊俗依在，就用革命易之”。還說“用革命和教育來提升我人民的素質，難道不對嗎”？結果保皇改良派給打輸了。章太炎在批判保皇改良上確實是卓有功勞，雖然他的革命的具體內涵僅僅是反滿革命。這是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第一次論戰。
第二次論戰是幾年以後，一九零五年前後，梁啟超又發表了“開明專制論”。他的第一個觀點，跟他幾年前的觀點很像，仍在說中國人還沒有做一個“國民”的資格。第二，因為中國人沒有做國民的資格，所以中國人要求滿清政府改良，只能夠按照滿清政府所規定的預備立憲，慢慢圖之，以後漸漸的進入君主立憲。第三，我們中國人要求改良，只能夠按照清政府所容許所答應的去要求，如果清政府不答應，我們絕不可以強求。第四，堅決反對革命，只要﹕“改革之機真動，革命黨就無法生存。”“革命是流血，是暴亂，是毀滅一切。”
如此，革命黨當然就要針對他的問題來批判他了。他們說，第一，中國人沒有國民的資格，那就用革命來讓我們中國人擁有做國民的資格吧！第二，你說改良，就是只能夠要求它走向君主立憲，我就告訴你說，孫中山說的，“歐洲君主立憲，均為革命之所賜”。因為歐洲的英國君主立憲也罷，荷蘭君主立憲也好，許多的君主立憲的國家，都是因為爆發革命以後，朝廷和人民互相讓步才產生了君主立憲，才有“虛君共和”的嘛！沒有革命的壓力和條件，王朝會自己改革放權嗎，不可能，沒有先例。第三，針對改良派所說的，“只有滿清朝廷同意的，我們才能要求”，革命黨則說，你們天天在求，你們今天求他改良，明天求他改革，你們昨天下跪求，今天站著求；昨天在海內求，今天又跑到海外求，求來求去的結果是什麼？還不是什麼也不改嗎？直到武昌起義爆發它也沒有改！第四，革命黨針對改良派誣蔑革命就是流血和暴力，則批判它說，你說革命流血不好，你預備立憲就好嗎？湖南商會會長、中國同盟會會員，老革命黨員禹之謨，被滿清關在監獄裡打的遍體麟傷，後來被滿清處決了，他在監獄裏蘸著自己的鮮血寫了一句話，曰﹕“何謂預備立憲？不如說預備殺人為直截了當也！”所謂預備立憲，就是預備殺人，正在殺人。這就是當時的事實。革命黨就是這樣批判的。所以我說，“改良攻擊革命，革命批判改良”，是革命黨和改良黨的第二個關係。

3、改良參加革命，革命尊重改良

大家都知道武昌起義一聲砲響，滿清王朝灰飛煙滅。大家可知道，改良派在其中也有功勞，也有不虞之勞。我把一些簡單的事實說出來，看看改良派怎麼參加革命，革命黨又是怎麼尊重改良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號，爆發武昌起義。因為之前孫武製造炸彈，一下子自己被炸傷了，清軍來包圍逮捕，領導人蔣翊武跑了，新軍中少了革命起義的領導人。可是起義還是爆發了。具體過程我就不講了，大家都知道。那麼推誰出來做起義之後的領導人呢，人們就想到了軍隊的改良派黎元洪。革命黨人、辛亥元勳張振武從床襠裏面把黎元洪拽出來，讓他做都督。當時，黎卻說，“你不要害我，你不要害我啊！”他還不敢幹。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號的早晨，湖北商會會長，咨議局成員，重要的改良派人士胡瑞麟，悄悄的拿了五萬塊錢送給新軍，他的理由，也是要“維穩”，要維護軍隊和地方的穩定。當天下午一點四十分，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月下午一點四十分，改良派在湖北省咨議局大樓裡開會，召開緊急會議，主持人是滿清的藥政大臣，就是那個專收醫藥稅的大臣，叫柯逢時，他主持會議，要應變行事。議長湯化龍發表講話說：“我們都是反對革命的，但今天我要說，我們素來都是贊成革命的。”說完以後他又說，軍事的時代，需要軍事的領導，我提議由黎元洪擔任湖北省軍政府都督。
革命黨人幼稚啊！還不善于處理這樣的關係和局面啊！革命黨人說，黎元洪是一個很好的軍事領袖，我們都贊成。新軍中的革命黨領袖吳兆麟首先竭力表示贊成，黎元洪都督就當成了，於是湖北省軍政府就要成立。可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號的上午，在晚清舉人時項俊的家裡，改良派召開了緊急會議，決議建立治安保衛團。當天晚上改良派又在武昌醫院召開一千人的大會，正式成立保安社，由改良派的領袖李國庸擔任社長，後來由柯逢時繼任。他們要保什麽安呢？第一，維持社會的穩定；第二，保護官、紳、商的安全；第三，官、紳、商的每一個家庭的住戶，都要派軍隊保護。
就在當天晚上， 由改良派們草擬了湖北軍政府宣言。宣言體現出了這樣幾個特徵﹕第一，絕不談革命兩個字，儘量減弱革命詞語所造成影響。第二，絕不談要建立一個人民的民主共和國。第三，只講滿漢平等，不講人民平等。第四，只講反對列強，但是要保護列強在中國的生意。這個軍政府的成立跟革命派的願望，很多地方大相徑庭，所以張振武將軍後來說了一句話，他說，“看來共和革命一次是完不成的，要經過幾次才能完成真正的共和革命”。這就是，“改良參加革命，革命尊重改良”，但革命派在剛剛獲得勝利之後，沒有正確地處理好革命與改良的關係，其後果是極為嚴重的。

4、革命讓位改良，改良謀殺革命

我舉湖南的例子。因為武昌的這個狀況影響到全中國。改良派的功勞是在各省，由咨議局出面脫離清王朝宣佈獨立，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可是政權卻在這個成功的過程當中，完全被原改良派咨議局的成員，即改良派的官、商、紳所把握。在湖南則出現了更加可怕的情況。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號，湖南的革命黨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共進會會員焦達峰、陳作新兩個人發動起義，光復了湖南。可是湖南有一個人很有名，後來地位也很高，叫譚延闓，世家子出生，富可敵省，他是湖南在晚清最後十年間的一位進士，湖南省諮議局的議長。因為他要當都督，所以，十月二十二號， 在革命黨請改良派開會推選湖南省都督，當大家推選出焦達峰和陳作新做軍政府都督時，改良人士常志立即站起來說，“這僅僅是暫時的”。十月二十九號，湘潭的革命黨馮廉直，組織了三百人的軍隊準備光復湘潭。這個消息卻被湘潭的清政府縣令偷偷地報給了譚延闓，譚延闓即以湖南軍政府軍令部長和湖南省議會議長的身分，命令處決馮廉直， 這是湖南殺的第一個革命黨人。
兩天以後，十月三十一號，焦達峰和陳作新這兩個正副都督準備組織軍隊支持武漢，譚延闓遂勾結滿清軍官梅馨，在半路上截殺焦達峰和陳作新，把他們兩個人亂刀從馬上砍下來，二十五歲的焦達峰在臨死之前說了一句話，也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句話﹕“殺我無妨，只是莫壞了湖南的秩序”。緊接著譚延闓就被推舉為湖南省都督了。
不過幾天以後，日本留學生、中國同盟會會員楊任，受長沙革命黨的指派，組織了一百五十人到常德去推動光復，發動動辛亥革命，卻被常德的舊縣官密報譚延闓，譚延闓立即密令將楊任等七人就地槍決。改良派天天罵革命殺人、流血，革命黨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推翻滿清，創建民國，改良派不過幾天就在湖南大開殺戒，殺了我幾十個革命黨人、殺了湖南的正副都督。十一月七號革命黨在晚清新軍中地位最高、軍階最高的吳錄貞都統，在河北石家莊被袁世凱密謀暗殺，因為他要光復河北。一九一二年的八月十七號，辛亥革命元勳，把黎元洪從床襠下面拖出來的張振武將軍和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將軍，到北京面見袁世凱，提呈自己對共和國的意見，亦被黎元洪勾結袁世凱在北京槍殺，全國報紙都登了，曾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一 九一二年的四月，革命改良投機派陳迥明，也在廣東大開殺戒，殺革命黨人——民團總局局長黃世仲、民軍首領石錦泉、殺革命報人陳庭香。當然，最著名的，是暗殺了宋教仁。然而，今天有人、有黨卻一方面在紀念辛亥革命，一方面又誣蔑孫中山，說是他指使革命黨暗殺了宋教仁。真是可悲可鄙。
我在這里想說明的是，宋教仁案發生在一九一三年的三月二十號到三月二十二號。它雖然在當時就是一個迅疾被偵破的鐵案，但是，當年案發後，就有人蓄意要借此誣蔑上海都督革命黨人陳其美，說是他殺害了宋教仁， 因為他忌妒。陳其美一聽，馬上找到當時上海電報局局長，叫吳佩璜，查閲兩天之内所有的上海北京電報，終於查出了線索，查出了下落，查出了結果。結果是什麼呢？原來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命令應夔丞、武士英在上海火車站暗殺了宋教仁。於是，三月二十三號，陳其美和上海民政局局長應德宏召開記者發佈會公佈電報，稱是趙秉鈞殺害宋教仁，幕後就是袁世凱，真相迅速公佈於全中國。沒有幾天，國務總理趙秉鈞就被毒死了。為什麼改良派會這樣干？敢這樣干？我講過了，他們都是曾在官場混過的，正在官場混著的，一心想鑽進官場混的，他們文化高、修養高、善權謀、手段狠，他們講革命是流血是暴亂，可是他們殺起革命黨來一點都不留情，但是革命黨人卻沒有殺過他們呀！
朋友們，這算不算辛亥革命的巨大教訓？因為沒有改良派乘著武昌起義拋棄改良、投机革命，辛亥革命確實不可能在三個月當中，就能在相當程度和相當廣闊的範圍裡擷取政權；反之，如果沒有革命黨的幼稚天真，不善于處理與投機改良派的關係，特別是把權力拱手讓給改良派，就沒有後來袁世凱的復辟帝制。因為辛亥之後的袁世凱復辟、張勳復辟滿清、北洋軍閥即晚清軍隊改良派的混戰，全部是以晚清對改良派作為其社會政治基礎的。你們看楊度等籌安會七君子，就是推動要袁世凱復辟帝制的人，都是滿清改良派。後來，康有為扶持張勳復辟滿清，康有為是著名的改良派，張勳則是大改良派官僚袁世凱的部下，也是軍隊改良派；而北洋軍閥都是袁世凱的部下，他們亂了我中國整整十一年，一直到蔣介石領導北伐打倒軍閥，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統一了中國。所以說，辛亥之後十七年，如果沒有改良派篡權的這個社會政治基礎，何來袁世凱復辟帝制？江蘇的著名改良派，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 說：“舊政府垮台了，就是舊房子倒了，新政府要建立，要造一個新房子，我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袁世凱”。湯化龍說他一向反對革命，可是他現在卻說自己“素來贊成革命”，後來 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時候，他成了積極的參與者，並且作過袁世凱國會的副議長。他們沒有一個不是改良派。而復辟派都是從改良派變過來的。改良派就是復辟派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
今天我不是要批評改良派，批判改良派，否定改良派，因為我說過改良派很多功勞，可是在他和革命黨的關係上，在改良和革命的關係上，改良派真狠啊，真有心機啊，真有手段啊，真能投機啊。何況革命派又是那樣地幼稚、天真呢！正是因為改良派跟專制的官場、專制的制度、專制的思想、專制的文化，有著說不清的干係，有著扯不斷的關係，所以他們在思想、政治等各個方面，與舊的制度、舊的政治是做不到“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的，這才造成了辛亥革命之後的太多挫折。

朋友們，要正確地處理革命和改良的關係。希望大家都能從不同的道路上去爲共同推翻專制制度，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中國而奮鬥，這才是應該的。相反，互相挖牆角，互相指責，互相攻擊，特別是改良篡權革命，消滅革命，謀殺革命黨，那是歷史的恥辱，也是辛亥革命的劇痛，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基礎，是中國近代發生辛亥革命之後出現社會混亂的最重要原因。

朋友們，辛亥革命失敗沒有？我看是還沒有失敗，但是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馬總統:我是中華民國國民,血統上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

總統馬英九12日在臉書說，「血統上，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身分上，我認同台灣，為台灣打拚，我是台灣人」。（圖取自馬總統臉書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MaYingjeou）

（中央社記者李淑華台北12日電）總統馬英九今天在臉書說，「血統上，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身分上，我認同台灣，為台灣打拚，我是台灣人」；「國籍上，我是中華民國國民。而我也是中華民國總統」。

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發表的宣傳影片，其中提到「我是台灣人」，引發討論。馬總統臉書上午登出一篇文章，回應此議題。

總統臉書提出，「誰是什麼人？」這個問題最近有很多的討論。「血統上，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我熱愛中華文化」；「身分上，我認同台灣，為台灣打拚，我是台灣人」；「國籍上，我是中華民國國民。而我也是中華民國總統」。

總統還在臉書問網友，「各位網友覺得自己是什麼人呢？請大家也來分享一下各位對自己是誰的看法吧」。

馬總統競選連任辦公室「台灣加油讚」發言人殷瑋表示，馬總統堅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承認「九二共識」，也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一個中國」所指的當然就是中華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