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到底有多优越？

社会主义到底有多优越？

 

（作者：汪园斐）

 

当今世界同时存在的主要社会制度，用共产党灌输、大陆百姓所熟悉的语言来形容，大体可以分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从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教育，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始终离不开的，其中就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么一条，它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远远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事实上，同样的土地和人民，采用不同的社会制度确实造就了天壤之别的国家、民族命运，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否真的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有多优越？笔者在此仅举离我们最近的并且是“现在进行式”的经典二例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即“朝鲜”与“韩国”的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对比。

 

韩国(大韩民国) VS 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因内战被一分为二。北朝鲜在苏联操控下，由朝鲜共产党（劳动党）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该国现在中国大陆被普遍成为“朝鲜”，大陆之外则普遍被称为“北韩”或“北朝鲜”。南朝鲜则在美国、中华民国等国支持下建立“大韩民国”，亦即大家平常所称的“韩国”、“南韩”，也有少部分人称之为“南朝鲜”。

 

“大韩民国”建立后，逐步建立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行政、司法、立法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如今，韩国已是举世公认的现代民主国家，吸引无数朝鲜人向往，也让无数的中国大陆人羡慕。韩国国内政党林立，总统、中央民意代表等均由百姓一人一票公平选出。

 

由于实行自由民主的体制，韩国经济得到高度发展，科技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我们耳熟能详的LG、现代、三星、大宇等著名品牌均为韩国企业。此外，韩国文化实力也伴随着韩国的经济发展而日益增强，从席卷全球的“韩流”、流行世界的韩国音乐、热播各国的韩国电视即可见一斑。2010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4592亿美元，人均29836美元。执“大韩民国”护照者在世界各地普遍获得尊重、在各国通关均畅通无阻。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奉行共产极权专制。目前，朝鲜在政治上，推行所谓“主体思想”、“先军政治”，实质是金家世袭体制，“劳动党”暨金家王朝是全国一切政治资源的操控者，朝鲜人民各项权利均被剥夺，没有选举权，没有信仰自由。在经济上，统治者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国民经济却一直处在崩溃状态。各种物质严重匮乏，人民吃不饱饭，百姓平均寿命低，婴儿死亡率高。

 

据权威机构估计，2009年，朝鲜全国生产总值仅为282亿美元，人均仅1200美元。虽然朝鲜一再声称其国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民，并要在2012年建成世界“强盛大国”，但它仍在暗地里不断低声下气的乞求来自联合国和各国的援助尤其是粮食援助。另鉴于朝鲜护照所得到的“礼遇”，说朝鲜护照是世界上最“难用”的护照毫不为过。

 

中华民国（台湾） VS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结束了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1月1日，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伊始，正值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但改变的步伐从未停止。1928年，蒋中正领导国民党北伐成功，完成了国家统一，国家在面临各种不利因素下，仍然进入了“黄金十年”，国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各个领域取得非凡成就，文化界出现了许多令人敬仰的“大师”级人物。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在各方面与日本差距十分巨大的情况下全面进入战争状态。1945年，中华民国国军以伤亡322万余人、阵亡约132万人的代价，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中国国内一个由苏联操控下的反叛力量，图谋武装夺取政权并使中国成为苏联一部分。但一直受中华民国政府围剿、歼灭，无法形成气候。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民国中央及各级政府全力投入对日作战，加之共匪信誓旦旦加入抗日阵营，使得政府放松甚至完全取消了针对共匪的“剿匪”行动。共匪一方面并未真正参加抗战，另一方面深入远离抗日战场的大后方，依靠苏联的策动和支持，一步步发展壮大（可参考：汪园斐《中国共产党党史》）。

 

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共匪包含所有散兵游勇一起尚不足3万人马，但在抗战结束的1945年，共匪可战人马已达400万余人！且因长年休养、备战，可谓兵强马壮。抗战一结束，共匪立即对长年作战、实力大大削弱、未得到瞬间喘息的国军发动进攻，同时以“打土豪、分田地”等骗术为诱饵骗取广大农、工参与，最终取得了大陆的所有地盘，并建立起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最终失去大陆土地，中央政府播迁台湾。台海两岸由此形成两个不同意识形态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退居台湾后，虽然无法反攻大陆，但却成功粉碎了共匪的多次攻台行动，直至局势慢慢稳定下来。在台湾，中华民国继续奉行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的五权分立制度，在解除共匪大规模渗透破坏的威胁后，逐步实现了充分的自由民主体制。如今，上至中华民国正副总统、国会议员，下至直辖市长、地方首脑以及地方民意代表，均由老百姓一人一票公平选出。

 

由于奉行自由民主、保护私产的制度，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台湾在高科技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电子工业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大多数电子零组件与周边硬件设备均为台湾生产，我们日常所见的微星、台电、明基、华硕、宏基、富士康、技嘉等等名企均出自台湾。台湾的文学、影视、音乐、美食等亦深受世人欢迎、影响世界。台湾人民不论职业、地域，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均拥有充分保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1年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湾）国民生产总值为8864亿美元，人均37932美元。截止笔者发稿时，全球已有124个国家对执中华民国护照者予以免签证的待遇，中华民国国民在世界上得到极大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成为苏联附庸，同时以推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名，厉行共产极权专制，国家成为“党天下”、“毛天下”，不断发动土改、镇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整人杀人运动，又不断发动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使未获政权前的“民主”、“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和宣传成为彻底的骗局。

 

由于共匪乱政、穷兵黩武、计划经济，终至国家经济陷入绝境，各地饿殍遍地。在共产党长年的摧残和洗脑之下，中国传统文化消失殆尽，普罗大众道德和信仰均严重缺失，各类社会问题不断升级。暴君毛泽东死亡后，共产党统治面临解体，被迫在经济上“改革开放”。

 

如今，大部分人除了勉强能吃上饭，在其他方面均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均毫无改善，人民不但没有任何真正的选举权利，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示威自由等亦全被剥夺，医疗、教育、养老均毫无保障。共产党通过强拆等手段疯狂掠夺人民财富、同时也造就了所谓的GDP强国假象，但实际上除了共产党高层、官×代、富×代一直享受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普通百姓人均收入低下、生活品质排在全球之末，2010年，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4382美元，列世界第93名。笔者曾有感于此，写了《汪园斐从“鸡的屁”看大国崛起》一文。中国大陆人民所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免签证的国家，该护照在各国通关的难度与不便之大，仅次于朝鲜之流。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南、北韩均属同一民族，台湾、大陆也都是中国人；从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上看，分治之时，朝鲜明显优于韩国，中国大陆明显优于台湾，尤其是中国大陆，土地、人口均远远优于台湾，各类自然资源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台湾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可言、各类资源都依赖外部引进。总之，在双方分治之时，彼此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朝鲜与中国大陆还占了优势，但数十年过去，其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和澳门由于是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一直免遭共产党染指，因此社会和经济发展也远远走在大陆前面，惟近年“回归”后，渐遭共匪黑手，愈来愈显“大陆化”之势。

 

社会主义到底有多优越？答案想必只有那些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官位世袭、把国库当“党库”或“家库”、享受到“特供”等各种特权的共产党高官才知道了。

【禁言博客】等级如此森严 还奢谈什么和谐

【新唐人2011年12月5日讯】【禁言博客】（229）等级如此森严，还奢谈什么和谐等级如此森严，还奢谈什么和谐网上有篇文章，对当今中共的等级制度，评论说：中共官本位文化阴霾笼罩下的等级制度，其等级区分之森严、精细，对官员关怀的无微不至，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望其项背。官员在位时，要按照等级领工资、分房、用车、看病、享特供、配秘书等等。这些基本上是物资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丝毫马虎不得，例如看内参的级别，坐主席台、赴宴和看演出的座次，报纸报导的版面和排名，电视曝光时间的长短，入场先后等等，都按照级别，有着的严格区分。官员退休后的称呼，也是有“潜规则”的。例如，退休工人，可以称呼“老王头”，但在官场，必须称退下来的领导为“王老”。如果把退下来的高干称为“老王头”，那位“老”，就会认为你对他不尊敬，会感叹“人走茶凉”。等级制度，不仅使官员本人被泽蒙庥，而且福荫子孙。多年前，就有政府、企事业单位与附属的幼儿园、学校、医院脱钩的决定，但是省级、市级政府机关的优质、低价幼儿园、小学，却岿然不动。省级机关医院，还不断“做大做强”。官员们活着，分“三六九”等，死后，也得分“九六三”级，比如，骨灰安放，就有“革命公墓”与平民墓地之别。曾经发生过令人尴尬的事儿：老头是“老革命”，死后进“革命公墓”，但老太太是一介布衣，死后不能享受高干“待遇”，无法合葬。干了几十年“革命”，死后竟然落了个“两地分居”。中共不仅官民的收入、住房、医疗等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即使犯了罪，坐牢也得按级别“对号入座”。陈良宇等贪官受贿上千万，进的是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过着待遇优厚的生活；而一个小会计，贪污几万块，只能与流氓、小偷一起，关在条件恶劣的监狱。文章说，中共一方面高喊，要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一方面坚持和强化的却是，在“刘邦思想”、“朱元璋理论”指导下，比“老佛爷”有过之无不及的等级制文化，如此言行不一，构建和谐社会也只是一个忽悠。官场副职为什么那么多？凤凰论坛有篇文章，题目叫“难怪副职那么多，原来是用来停职的？”文章说：读到一则：河北永年县，三农民自焚阻止施工，副县长被停职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停职的又是副职？为什么一出事儿，地方政府、部门停职的，往往都是副职。而正职、一把手儿，却往往啥事儿没有！诸如：贵州荔波煤矿“104”事故，荔波县副县长被停职；贵州仁怀市明阳煤矿发生瓦斯事故，安监局副局长被就地免职；河南平顶山兴东二矿“6．21”火药爆炸，平顶山市市长、副市长被停职。从上述列举可以看出，除了平顶山市市长是正职“停职”，其他“停职”的都是副职；但是，这个“停职”的市长虽是正职，却也并不是一把手！因为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副书记！按官场规矩，任何政府行为，如果没有一把手的点头，哪个副职敢擅自作主？但为什么出事儿，正职、特别是一把手，却都能安然无恙呢？副职难道就是正职的挡箭牌、是用来被“停职”的？难怪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要设那么多的副职呢！有网友跟贴说：这是一个替罪羊、挡箭牌满天飞的时代，小到一次事故，大到一个民族的灾难，总会有一些什么“临时工”、副职官员、“几人帮”，为那些罪魁祸首担当责任，有了这些替罪羊、挡箭牌，党和政府、各级一把手们，始终处于伟、光、正的地位，也让他们做什么事，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今日中国，十马之国网上有个段子说：“今日中国，乃十马之国：上级指鹿为马，下级溜须拍马，好人单枪匹马，坏人招兵买马，抛弃青梅竹马，结交非驴非马，上班心猿意马，下班声色犬马，政府盲人瞎马，百姓当牛做马。”

十八大九常委谁上谁下最新消息 江家帮放风试水

11月25日，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华网给了一张大大的图片。有人惊呼：“李长春头发都快掉光啦！”新华社一位编辑说：“是帮周永康搜集政绩累的。”听的人都哈哈大笑，还以为是挖苦、调侃呢，到后来才知道，原来真是那么回事。从1921年7月23日中共建党，到江泽民卸任之前，中共自成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来，人数最多没超过七人。十六大前的一年半当中，十五届政治局开了五次会议，要求江泽民必须交出党政军三权，理由是江两届任期已满，应该交权给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江实在没辄，提出十六大政治局常委设定九人。过去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是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但为了让江泽民交权，大家只好妥协，同意增加政治局委员及常委名额，也就是同意江把自己的亲信塞进去增加制约胡锦涛的力量。按照中央规定，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准国家主席、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准国务院总理、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李克强符合条件可以留任，其他人都必须退下。所以初步决定，政治局常委会人数恢复到江泽民当政之前，或五人或七人。元老们认为象现在这样各行其是，还不如缩小编制，便于统一思想。为了让自己人留任，江家帮现在就试水，说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没有治国经验，所以胡锦涛需要再留一任。如果胡锦涛真留任，他们就再接着鼓噪，让新四人帮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尽量争取留任。若实在无法实现，无论如何也要让江的侄女婿周永康留下，因为中央政法委书记掌控着公检法，这个职权实在太重要了。周永康要留任，必须有“非其不可”的理由，于是周永康请李长春帮助他收集自己上任以来的政绩，在政治局讨论遇挫时亮出来。李长春还真帮忙，让人把周永康职权范围内出现的丑闻烂事黑色恐怖尽量搜集出来，刊登在政府网站上，意思是说：社会出现这么多事，除了周永康，谁能治理的了？！下面让我们看看周永康的政绩。由于版面关系，这里仅提供11月25日新华网首页“法治”新闻的部份题目和11月28日新华网首页“新华视频”新闻的题目，看完您不会无动于衷……11月25日新华网首页“法治”新闻90后孕妇与夫抢劫强暴17岁少女出谋拍裸照威胁男子调戏人妻碾死其夫男子微博威胁中国政法大学“吴法天”被拘留黑老大涉强奸多名女中学生受审激辩称自愿政协委员涉嫌敲诈潜逃被查时自称是李刚/图记者采访信访局遭殴打:敢动一下让你死在这16岁女生遭轮奸4少女想暴富应聘“二奶”被洗脑去卖淫(图)女子被逼卖淫爱上老板当上老板娘组织卖淫妻红杏出墙不避嫌夫忍无可忍持刀砍死情敌11月28日新华网首页“新华视频”新闻强势妻子红杏出墙遭丈夫泼硫酸泄愤母亲惨死家中女儿被绑遭前男友强奸美女老板威吓逼婚狠心情夫杀人焚尸越南新娘思乡心切再被媒人拐卖他乡兄弟二人相继失踪同村妇女菜窖藏尸表妹出轨恋姐夫珠胎暗结被砍数刀男子社交网络调侃烹制龙虾方法被误抓男子为坐台小姐争风吃醋踢人反被捅死实拍逃犯持刀携四藏獒与围捕特警对峙3名女子遭调戏群殴保安恭送施暴男子“内裤警察”救跳崖女发现是通缉犯这里还有两个重要现代历史新闻没刊登，一个是周永康当四川省委书记时，经常借上班时间去招待所强奸工作人员。二是周永康为了当上江泽民老婆的侄女婿，派人用车把分居的老婆撞倒，来回碾压致死，然后到北京升任公安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现在发生的小悦悦等惨案，只不过是有样学样，续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当年的杀妻历史剧而已。听起来简直是说笑话，但甘肃刚发生幼儿园超载校车与卡车相撞死了21人的惨案后，政府马上就援助马其顿23辆大型校车，岂不更笑话、更脑残？所以，李长春天天帮周永康整理刊登法治范畴的新闻，累的至少老了10岁。11月28日新华网展示，强奸惯犯周永康「维持治安」的政绩。11月25日新华网展示，周永康治理下的社会一天比一天淫乱！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人民报

历史今日：蒋中正《苏俄在中国》预共产主义必崩溃

【大纪元2011年1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洋综合报导）55年前的今天，1956年12月1日蒋中正（蒋介石）完成了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他在此书中记述了近30年来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同苏联、中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经历及经验教训。蒋中正当年著此书亦希望将其与苏俄和中共长期接触、交涉、谈判、斗争的经验，与世界分享，并预测共产主义必崩溃，尤其是希望藉此唤醒世人。蒋中正著此书《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的起因，乃得追溯他当年游俄的经历。在中国国民革命初期蒋中正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但在1923年经过3个月实地考察苏俄后，他屏弃对苏俄的幻想，断言苏俄共产主义绝不适合中国。他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奉命实地考察苏俄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对抗北洋政府。列强多不支持孙中山与国民革命军，孙中山仅获得表面上对华友好的苏俄支持以因应此情势。同年9月至11月间，孙中山派蒋中正为代表率团赴苏俄考察了解苏维埃体制的政治及军事系统。1923年8月5日蒋中正在上海奉国父孙中山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8月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启程回国，次月15日回到上海。蒋中正将其在苏俄3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考察苏联前 相信俄共对我至诚蒋中正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称：“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考察后：认定苏俄乃“赤色帝国主义”蒋中正在苏俄考察中，发现苏俄不欲兑现援助革命政府的承诺并坚持认为蒙古不属于中国，他还发现苏俄当局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认识，“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并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蒋中正自此认定苏俄乃“赤色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亦不适于中国。1923年11月28日，蒋中正启程回国前夕，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突然曰：“吁，观其论调，不知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际勉为辞行，谈次罄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赵世炎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蒋中正在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讲述了苏俄有侵略边陲的企图，不可对其过于信任。但是，孙中山认为蒋中正的看法“未免顾虑过甚。”中共不是中国产物 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从蒋中正的书信集里能收集到其诸多游俄体会。蒋中正综括他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俄共的领导者，对于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蒋中正在后来所著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个时期（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表述：“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第一个典型的附庸国。”著书藉唤醒世人维基百科记录《苏俄在中国》初稿仅4万字，由陶希圣执笔。后经蒋中正不断地增补、修改至20多万字，分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以及“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等四部份。1956年12月25日在台湾出版。据当年蒋中正的秘书楚崧秋回忆称，民国44年（1955年）秋冬间，陶希圣先依循先生（蒋中正）意思手撰大纲送核，于民国45年（1956年）春完成“和平共存”初稿呈阅，不过四万字左右。蒋公看后，大致认为不错，因此下定决心要充实成书。蒋中正起意撰写《苏俄在中国》出自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中美协防条约》已签订，台湾的现实环境大体上已较为安定，但是台澎，尤其是金马的地位并未完全确立，而苏俄提出“和平共存”的口号，赫鲁晓夫向自由世界炫耀他所控制的广大空间和多数人口的力量，并且夸大其和平攻势与中立战术的效力。苏俄的这一策略，在当时引起了美国、日本、印尼等国家的观望，认为东西双方的紧张情势已逐渐减缓。而中共在此时一方面加强解放台湾的宣传，一方面也未放弃走向国际外交的努力，此一情势，使蒋介石担忧西方民主国家受苏俄“和平共存”口号的蛊惑，也害怕美国牺牲台湾，重蹈民国36年、37年的覆辙。以和平共存口号 以武力夺取政权“共匪策略以和平共存口号，缓和亚洲非共与反共各国，而且引诱美国直接谈判，先以专力消灭台湾，然后再图其它之方针，即使越南弱点亦将放弃，而以集中目标于台湾一点，企图解除其致命之威胁矣。”因此蒋中正希望将其与苏俄和中共长期接触、交涉、谈判、斗争的经验，与世界分享，尤其是希望藉此唤醒他心目中的世界领导国家──美国，乃有撰述对共“和平共存”宣传内容之经验谈”的计划。蒋中正在全书以逾半的篇幅，剖析国共两党自1924年至1946年20余年间，在所谓“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的口号下，中共则一贯地以武力夺取政权。外表上，中共对国内以为穷人打拚，争取民众，对国际则伪装为“农村改革者”（rural reformer）博取同情。楚崧秋说，蒋先生以极其痛苦的心情，作了坦诚的自省与分析，同时也向举世做切身的倾诉和呼吁。蒋公在书中殷切奉劝享有自由的国家，诚心接受他所提警告，就是“任何同意和共党从事商谈的政治家与国家，实无异为其本身自由自掘坟墓。”“而拖延不决的谈判乃是共党的一种作战方法。”楚崧秋表示，俄共已于1991年全盘解体，印证了蒋公所作共产主义最后必然崩溃的预言。此外，研究中国现代史、外交史、口述文学的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陈立文，通过大量研究蒋中正日记和其秘书楚崧秋的口述内容，撰文更正了以往认为蒋介石的文字完全出自他人之手的错误观念。她认为，蒋介石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也可以算是一个文人。呕心沥血五次重修楚崧秋说：“有一种稿子，从开始到最后完稿都是他自己写，那就是基督耶稣圣诞复活节的证道词，在我四年任期中，我的记忆中有三次都是他自己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写了以后他再自己改，然后要我们帮他誊正一下，再送给他。”楚崧秋表示：“蒋公曾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此书，他所花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约五、六万的文章，经过蒋中正不断地增补、修改，到定稿出书，竟成为多达24万字的巨著，一字一句，无不是蒋公心血的结晶。”楚崧秋记得很清楚，当年九月，他们向例尚住阳明山上，有一个星期天，不分上下午，他曾因被召查证资料，上下山达四次之多，前谓蒋公为此废寝忘食，良非虚语。从1956年的8月到12月，蒋中正前后五次重修《苏俄在中国》，同时开始由蒋夫人主持英文翻译工作，蒋中正自称这段时间是他“自我用脑最烈”。楚崧秋曾提到：“改《苏俄在中国》的稿，因为十行纸空的地方太少，他（蒋中正）改得没有地方可以改，……那次他改稿，实在改到无从再改了，勾来勾去的，结果他就要我到他书房，正好黄少谷先生提供的意见，是十行纸中间，每写一行空一行，他说：‘你们怎么不学学黄少谷先生？’”在《苏俄在中国》全书的撰写、修改、增补、翻译，一直到出版，蒋中正所费的心力愈多，投入的就愈来愈深，从几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蒋在这中间的心路历程。这段修书的过程对蒋中正的身体状况影响似乎相当大，1956年6月间，正是他开始投入修改的时期，蒋曾因为用力太勤，用脑过度，乃至晕倒，在他的日记中对这段经过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蒋夫人为此极为担心，总是说：“哒（Darling简称，两人数十年的匿称），你不能这样不离开书桌呀！”在这两三次经历之后，蒋中正会特别注意不要工作太久，有时出去车游、散步，有时早课时提醒自己做运动，不要一直用脑用眼，这也算是一段小插曲。《苏俄在中国》付印前，蒋中正亲自为书封面题字，并用楷书写了纪念性的代序，前后写了四、五张，还面带喜悦地征求秘书的意见选那一张比较好。到1956年底，整个书已大致确定，所以一方面开始英文本的翻译工作，一方面也开始进行发行的准备，在12月7日蒋提到：“后天即为先慈九十三岁诞辰，将如何纪念，惟有以《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奉献于灵前以慰之，然而亦不能补偿我不孝之罪耶！”可以看出，蒋已把这书视为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与成就，他在奉献文中写道：“谨着此册，奉献于先慈与岳母，以报二位伟大之女宗，作育我夫妻，一生劬劳之大德深恩，并实行革命报国家教自矢，勉为毋忝所生也。”1956年沈剑虹出任总统府秘书，翻译《苏俄在中国》一书为英文。1957年6月15日，《苏俄在中国》再版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由美国“法拉尔史特劳与贾德希公司”出版英文版，同时在台湾发行再版中文本。日本《每日新闻》还刊出20篇摘要。（责任编辑：高静）中港台时间: 2011-12-01 19:03:25 PM【万年历】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11/30/n3444635.htm历史今日-蒋中正《苏俄在中国》预共产主义必崩溃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

【新唐人2011年12月2日讯】（新唐人记者田飞综合报导）今日的中国大陆，中共官员贪污腐化，生活奢靡，于是有人开始怀念官方宣传的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艰苦朴素〞。毛左份子吹捧他们的伟大领袖艰苦朴素清廉如水，所引事实无非睡木板床、爱穿旧衣布鞋等等。然而，有评论却认为，这只是毛个人的农民生活品味，与艰苦朴素无关。毛泽东是中国帝王式独裁者，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多维网》日前发表一篇名为《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的文章，认为中共对毛泽东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有的甚至完全相反。文章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们总是对外界称，毛生活艰苦朴素。然而，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精心挑选的，政治上高度可靠，他们不会将毛泽东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的说出来，只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些。另外，毛泽东经常将钱物赠予身边工作人员，可谓皇恩浩荡。有一次就给了卫士李银桥1000元，这几乎相当于李银桥两年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们更加守口如瓶，只说好听的。毛泽东的特供雪茄。（网络图片）生活开销惊人根据管家吴连登的説法，主席的月工资是404.8元，江青是243元，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为7773.6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毛泽东的工资无疑是全国最高的，至少也只最高者之一。在领导人的夫人中，江青的工资也至少是最高者之一。然而，这却不能满足毛泽东的实际需要。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中透露了这一点：该书说，除工资收入外，毛泽东每年还要从稿费中开支近万元，用于补贴生活。可见，这个家庭用于生活的开支，每年不低于15000元。那时李银桥的年收入约600元，吴连登则更少。毛泽东经常对人说：〝这是党的稿费，人民的稿费。〞《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一文的作者认为，毛泽东这样说，也许基于三点：一、他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写的；二、他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各单位用公款买来发给职工的；三、稿费源源不断滚滚而来，全国只有他一人，太刺眼，有特权之嫌。事实上，他在世时，稿费就是私房钱，由他随意支配，党和人民从未分享过一分钱。在五十年代高达100万元的稿费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生活上享受的特权不能量化文章进一步揭秘，每年一万多元的生活费，其实仅仅是个表面上的数字，二毛泽东在生活上享受的特权，是老百姓所看不见的，不是用多少钱就能量化出来的。享受特供食品比如，管家吴连登说主席吃东西不讲究，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提出自己想吃什么。但厨师程汝明表示，毛泽东有个习惯，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不管多么有讲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制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动。程汝明和另一名厨师于存还说，有时毛提出想吃的特别的东西由于厨师不会做，会弄到他们措手不及。另外，毛泽东喜欢吃的食品，则从全国各地运到他的厨房。如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空运东方红渔场的活鱼。而想吃武昌鱼的时候，就从武汉空运活武昌鱼。文章描写道，在大饥荒期间，毛泽东曾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因此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上，他在一个短时间内是没吃猪肉，却是吃鱼。另外，毛泽东享受的其他特供食品还包括从香港购买澳大利亚麦片，玉泉山农场生产的大米，〝巨山〞农场则供应毛喜欢的蔬菜、肉类和牛奶。冬天的蔬菜则是由广东提供。此外，茶和烟自然也不能少。毛泽东喝的龙井茶，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而毛泽东抽的特供烟，有〝中华〞、〝熊猫〞等牌子，以及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小组制造的雪茄。由于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什邡烟厂取烟不方便，就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举家迁至北京，在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对门的北京南长街80号设立特制烟小组，专门为毛泽东精制〝一三二〞雪茄。之所以称为〝一三二〞，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而毛泽东的厨师班子也是阵容强大，规模曾经达到4人，至少有14人先后在这里工作过，他们个个都是顶级名家。而毛泽东本人六十年代初还一度喜欢吃西餐。在大饥荒最为严峻时，营养专家与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订了西菜，西菜汤菜谱。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别墅成群毛泽东的住所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菊香书屋是一个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内有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门厅，另外还有书房、藏书室等。毛泽东的家人则住菊香书屋旁边的另一个四合院。毛泽东还拥有一个室内私人游泳池，游泳池旁边也有书房、会客室和卧室。私人游泳池的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保持合适的温度，随时等候他驾临。而在修建这个私人游泳池之前，毛泽东在中南海已经有一个室外游泳池了。文章还称，毛泽东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泽东享用。他有一个别墅新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被工兵掏空，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韶山〝滴水洞〞别墅，是在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时候花数亿元修建的，当时几亿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濒于饿死的边缘，却需要喊〝毛主席大救星万岁万万岁〞！然而，毛泽东只在这里住过一次，而有的别墅从未去过。坐驾豪华文章说，毛泽东出巡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当时是最先进的移动宫殿——德国进口专列，自带发电机，有空调和全套办公设施和医务室。他出巡时，办公、吃住通常是在专列上，除了开会，很少住地方的宾馆。专列共12节车厢，能容纳大批随从。他的一位厨师曾展示过他与随从们合影的照片，竟达60人之多。跳舞选妃文章还披露，跳舞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在延安时，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教会了革命家们跳交际舞，毛泽东很快着迷，于是每周都组织舞会。到中南海后，1953年专门成立了中南海文工团，团员从各大军区文艺团体选调，女团员的选调标准包括〝面貌清秀、体态端正〞。彭德怀对此有意见，认为是〝选妃子〞。1958年撤销了中南海文工团，但每周周末的舞会照常举办，1960年改为每周两次，直到文革第二年中南海才取消舞会。中南海文工团撤销后，毛泽东的舞伴主要来自空政文工团，她们个个端庄秀丽，年龄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每次舞会由中南海派专车接送，舞会结束后可以享用在外面吃不到的晚餐。舞厅旁边有毛泽东专用休息室，在这里舞伴可以单独聆听领袖教诲。一位名叫陈惠敏女士，是空政文工团演员，初到中南海时14岁。另一位来自空政的舞伴刘素媛，初到中南海时18岁。这两人都与毛泽东结下了特殊关系。大名鼎鼎的孟锦云也来自空政，初到中南海时14岁，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护士，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地方官员也投其所好举办舞会。在一次舞会上，一位地方官员甚至对一位小演员说：〝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顶级裁缝师为毛量身定制衣服文章又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面料是黄色美国将校呢，一口气做了四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穿的军装，面料有好几种，一口气做了八套。为参加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专门做了几套衣服，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和哔叽呢，样式是根据毛泽东的情况，在中山装基础上作了改动。这种样式毛泽东非常满意，他的标准像就是穿这种衣服照的（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就是标准像），这种样式的衣服后来被称为〝毛式中山服〞。毛泽东的所有衣服都是国内顶级大师的作品。在确定衣服尺寸时，大师站只能在距离毛泽东5米远处目测，确保领袖的安全不受到威胁。毛泽东去世后，留下二十多件睡衣，其中一件补丁甚多，连同一条也打了很多补丁的毛巾被，被确定为他节俭的物证，放在展览馆展出，让人们世代颂扬。文章披露，人们不知道的是睡衣的补丁其实是送到总后被服厂打的，而毛巾被的补丁是送到远在上海的毛巾厂织补的，打补丁的成本远远超过新买。如果给睡衣打很多补丁是节俭，那为什么要买二十多件睡衣呢？这不是节俭，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朴素的奢侈〞毛泽东与一般的奢侈的生活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作家张戎在她的书中写道：〝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文章最后说，毛泽东去世后还在继续奢侈着。他的继任者花巨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了一幢大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贵，全水晶的。

历史今日：中共思想改造“诛心”知识分子

【大纪元2011年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文综合报道）60年前的今天，1951年11月30日，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随即，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中共思想改造运动采用强制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等手段，重演中共延安整风运动，至1952年9月，中共对全国90%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70%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完成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学者表示，中共思想改造运动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强制改造，并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相结合的一场完全的政治运动。中共思想改造运动让中国知识分子子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成为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毛泽东及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体现在四十年代他在延安的两次讲话中。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说：“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评价知识分子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网络图片）1947年底，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说：“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七条中就已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学者谢泳表示，从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是没有好感的。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谢泳认为，这个评价，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可以从中共的体制化行为中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及中共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形成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的出现，与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周恩来。“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可以从1951年9月3日算起。这一天，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8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当时北大校长马寅初给中共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信中提到的“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马寅初的信最后转给了毛泽东。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给周恩来的那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就是有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以后，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当时报纸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报导（网络图片）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说：“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阶级的观念形态的转变，不是几次会议，一个运动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地须做高、中、初等学校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综合报告的通知》，称“今年秋季开学以前，在全国90%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70%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至此，中共在建政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结束。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班干部》。文章说：“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和今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到1952年秋，华北、东北、华东的高校基本完成了预定的院系调整和设置专业的任务。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纪元配图）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风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1952年在中共政权当中，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完全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知识分子，如胡乔木、周扬、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以及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于光远、胡绳、邓力群等。由于他们当年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审干部运动，五二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演一遍而已。作者唐勃在《中共与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中共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三个目标：（1）革除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彻底根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绝对平等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学术和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清除中共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让知识分子为中共政权服务。（2）打击知识分子的不满：思想改造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不仅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异已，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而且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回曲折的欺骗手段，要使整个社会全部纳入计划经济的体系。由于知识分子对此种措施至为不满，所以要用思想改造来对待知识分子，迫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听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识到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以求达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利用知识分子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来从事它的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建设，解决各级干部严重缺乏的困难。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作自传或学习心得报告等方式，要知识分子检查思想上非无产阶级的存在成分，揭开思想反动的一面，从而强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表明诚心诚意地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斗争，要知识分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评（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鼓励掀起斗争高潮，以进行反覆的斗争，从而运用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是否进步与能否过关。四是改造。逼迫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企图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如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五是总结。要知识分子将自己学习、改造的过程，作出总结报告，把思想上的黑点和黑线肃清，搞清楚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发现觉悟的程度不够，还需要再进行改造，强迫补课学习。学者黄平在《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经历探源》一文中说，思想改造运动第一阶段是了解新式话语规则的阶段，从著名学者到普通教师，都参加到了逐日逐句的严肃而认真地阅读、领会有关政策文件和“经典著作”的带有强制性的被动性色彩的学习之中，通过学习，这些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开始被灌输一整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全新思想观念和思维用语。第二阶段是清理原有话语的阶段，这些知识分子根据所学文件和著作去发掘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肮脏思想”，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进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别是亲美崇美思想。最后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评批判阶段，知识分子将他们所学习、所清理的东西写成书面的自我批评批判文字并在不同规模的场合宣读或发表，以求完成“洗澡”。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方式也是编小组，在小组里个人检讨，别人批评。有重点的对象便到大会上作检讨，群众再批评提意见。作思想检讨的人，就是把一生历史活动报告出来，那种活动是什么思想，并且为什么有那种思想。思想改造不是一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如果涉及政治问题，那就走到镇反或其它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这个人就有被逮捕法办，或劳动改造的可能。上海电影演员为接受思想改造而下厂演出（网络图片）思想改造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政治运动相结合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朝鲜战争、随后进行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重叠的，所以显得非常恐怖。土改运动斗争了地主。镇压反革命运动斗争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的人。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关系和影响。三反五反斗争了工商界。这些运动都进行得极为激烈。虽然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而参预这个运动的人是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至少在知识分子心中，如果过不了思想改造的关，自己吃饭的问题是严重到不堪设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以出卖知识吃饭的知识分子，又有何法能求得生存？思想改造也是含有恐怖性的，而被蹂躏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在运动中已是处在牛鬼蛇神的世界，而不是清高的教育。此外，各种各样的措施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其中包括强迫在小组中坦白和有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并向几百万人广播）。这不但形成一种不信任气氛，破坏了已建立的个人关系。各种政治运动导致大批人自杀——可能有几十万人。非体制知识分子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从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评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体制知识分子之手。体制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发表的，主要是代表权威阐释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例如胡乔木、周扬、艾思奇、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诸如《学习》杂志之类的报刊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论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民主人士则基本上是以著名社会贤达或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呼吁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这可以从黄炎培、章乃器、陈叔通、李济深、邓初民、谭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章中看出来。真正作为改造对像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这些非体制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的检讨。例如“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否定过去”，“从头学起”，“肃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剥削思想”，“斩断与旧协和的一切联系”，“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名誉地位给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传”，“批判我的反动买办思想”等等。思想改造运动中数学家华罗庚被逼自杀（网络图片）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华罗庚、潘光旦与顾颉刚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斗争华罗庚，一个是斗争潘光旦。华罗庚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从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尽其所有交代清楚。但最后因为华罗庚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此引起了对他的无穷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华罗庚简直成了“罪人”，在斗争会上有口难辨，他看见了这个无情无理不问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灾难是无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后被发现得早，保住了生命。因为华罗庚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才算过了关。清华大学另一个斗争的对象潘光旦是全国有名的社会学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的检讨大体上是坦白、老实的，而且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么隐藏；但却被认为有“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光旦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的痛哭流涕，最后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51年7月9日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在1952年7月13日日记中说：“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1952年9月12日日记中说：“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学习中终日开会，无写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间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剧，至近日而非服药两三次不可，‘脑息定’至不生作用。”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学者刘青峰在《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一文中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来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是道德勇气来源于文化知识，三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而思想改造运动正是从上述三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打击。刘青峰说：“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藉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学者周鲸文在《风暴十年》一书中表示，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面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权。“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通常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争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这样的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被思想改造一扫而空。”学者刘再复在《历史角色的变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一文中表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这就使得自己进一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顺理成章地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除了农民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国有化过程。国有化是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要求精神文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心灵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个人生活空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把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政治服务的工具。”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写序时，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他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说：“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所有这些公开否认‘胡适思想’，检讨‘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环境的生活中，被压迫而这样样做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学者谢泳在《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一文中表示，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了出去，从此以后，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的独特地位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后果没有关系。思想改造运动中，社会学者潘光旦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的痛哭流涕。（网络图片）附：《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与《交待问题注意事项》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的知识分子邵燕祥，保留了其所在广播事业局1951年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中的两份材料。一份是《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另一份是《交待问题注意事项》。邵燕祥表示，如果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有关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这些专题，对这些则不可不知。《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一）应写的项目1、履历年表。2、家庭情况。3、个人经历。4、思想总结。（二）主要的内容甲、履历年表1、从出生年、月、日及地点写起。2、、七岁以前概括地写明简历。3、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4、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到现在为止的各个时期，须注明能证明各该时期情况的证明人，开列证明人的姓名、职业及现在通信地址。乙、家庭情况A、祖父一代1、祖父母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2、主要的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收支状况、有些什么动产和不动产。3、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B、父亲一代1、父母亲的姓名、籍贯、年龄。2、父母亲的学历和职业经历。3、家庭收的主要来源，生活水准和财产情况。4、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5、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C、自己一代1、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龄、学历、职业经历。2、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活动。3、他们现在何处，对革命的态度如何。4、个人和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有些什么联系。丙、个人经历1、上过哪些学校，曾在什么机关担任过哪些职务。2、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3、在各个时期，对国家、民族、社会、政党及个人前途存在过些什么样的希望。4、对各个时期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变和社会现象，采取什么看法和态度。5、参加过哪些学生运动、社会活动，经过与结局如何。6、参加过哪些政治事件活动，当时的动机如何，事后在思想上有些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7、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人生观和思想上有些什么新的收获。丁、思想总结1、家庭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环境，给个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和作风。2、今天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保留着哪些主要优点和缺点。（三）写法与重点1、按事情的发展过程，以经历（如学生生活时期、职业生活时期）或思想转变（如由一种思想显著地转变为另一种思想）为中心，做纵的叙述和横的分析。2、、要将思想和事实联系起来，以各时期经历过的事实为依据，来反映当时的思想；在分析各时期的思想时，必须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来说明思想的根源。3、重要的转变和发展，必须将关键性的主客观原因，分主要与次要地交代。4、年表着重写七岁以后的主要经历，可采取生平大事记的格式。5、家庭情况着重写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的主导的思想与作风。6、个人经历按时间的先后，着重写与个人有关的事实，不能显著地说明一种思想的琐碎杂乱的事物，不必一一列举；应偏重于主要事物的历史性的叙述，它和思想总结的不同点，在于思想总结着重概括政治及一般思想意识与作风的转变和现状。（四）注意事项1、写自传必须忠实坦白，不虚构夸张进步面，也不隐瞒落后以及反动面，应实事求是，有啥说啥。2、要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分析过去，以说明现在。如果以今天的现实水平，去硬套过去，将新近才认识的问题说成是老早就已认清的问题，结果，不但看不清演变与发展，而且必然地会将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写得不合逻辑，失去真实性。广播事业局青年团分总支三月七日（1951）《交代问题注意事项》本局“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即将转入交代问题阶段。所有准备交代问题的人，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壹）交代什么。下列四类问题是要交代的：甲、特务问题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一、参加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系统和特务组织；日寇的特务机关；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以及参加其它反革命情报机关担任搜集情报工作。二、参加反革命军警及宪兵等组织的重要部门。三、参加其它特务性质的组织及特务外围组织。四、自觉帮助特务及反动派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破坏革命运动、学生运动、破坏工人运动、密告或捕杀进步分子与破坏进步组织之行为。乙、一般政治问题及一般政治性问题一、参加反动党派团体；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国社党、民族革命同志会、复兴社、励志社以及其它反动的党派团体；敌伪的新民会及其它反动组织。二、参加反动的会道门及封建团体如青红帮、一贯道、九宫道以及其它反动会道门用封建团体。三、参加宗教团体中的反动组织如“圣母军”、“公教报国团”。四、曾经在一时或偶然进行过反革命的活动如进行反人民反共反苏宣传，参加反苏游行，反对或破坏各种进步的团体和运动。五、其它一般政治问题或带有政治性的问题。丙、隐瞒、伪造、夸大、缩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问题：如隐瞒和伪造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伪造或夸大自己某一时期的思想（如落后或反动的思想伪造成进步思想），伪造或夸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进步性，伪造自己参加革命及共产党、青年团的时间，伪造自己参加进步团体甚至参加共产党，伪造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升降年龄，以及伪造其它政治性问题或非政治性问题而自己认为需要交代的问题。丁、社会关系，下列四类的社会关系要交代：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参加反动组织和活动的人。二、自己知道的参加各种反革命组织反动党团会道门、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人。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的人。四、了解自己各阶段历史、活动情况的人。（贰）交代问题的标准、要求和态度：交代问题的唯一标准，就是使自己讲的和写的历史、经历、思想、行为（活动）社会关系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交代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交代问题要求真实（不缩小也不夸大）、明确（不含糊）、彻底（不留尾巴）。交代问题的态度是忠诚老实，自觉自愿，主动交代。（三）交代的方式方法：写成书面材料，在会上或会后交代。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7月13日（1951年）（责任编辑：高静）中港台时间: 2011-11-30 22:05:03 PM【万年历】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11/29/n3444004.htm历史今日-中共思想改造“诛心”知识分子

暴君标签 自卑伴斯大林女儿走完悲剧一生

【大纪元2011年12月01日讯】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的女儿拉娜‧彼得斯11月22日在美国因癌症去世，享年85岁。此消息在俄罗斯引起热烈议论。许多评论认为，共产党的残酷内斗，斯大林的暴虐和怪异，以及伴随一生的暴君和刽子手女儿的标签，造成了斯大林女儿悲剧一生。自卑感伴随她走完一生。彼得斯出生于1926年，原名斯韦维兰娜‧斯大琳娜，曾在苏联享受着特权生活。她在父亲斯大林1953年死后改了名字。1966年，她印度出生的第三任丈夫去世，她把丈夫的骨灰带到新德里，藉机摆脱了克格勃特工，进入美国使馆寻求避难。她很快抵达纽约，拥抱自由并谴责苏联体制。她在1970年代一度和美国建筑师威廉‧韦斯利‧彼得斯结婚，从此保持了彼得斯姓氏。彼得斯写过一部畅销自传，并说斯大林是“道德怪物”。拉娜‧彼得斯出生于1926年，原名斯韦维兰娜‧斯大琳娜，11月22日在美国因癌症去世，享年85岁。 （AFP）逃避暴君之女标签 多次改姓氏据美国之音报导，斯大林唯一的女儿在美国去世的消息传到俄罗斯后，当地各种媒体大量评论。俄罗斯通常把这位前苏共独裁者的女儿称作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赫鲁晓夫执政开始批判斯大林后，斯大林女儿采用了自己母亲的姓氏阿利卢耶娃。媒体评论说，斯维特兰娜一生三次改变姓氏，多次嫁人，生了三个小孩，她的一生总是在逃避，逃避斯大林的阴影，逃避不成功的婚姻，逃避苏联的压抑生活，但她一直无法摆脱刽子手和暴君女儿的标签，这造成了斯维特兰娜悲剧的一生。研究斯大林历史的俄罗斯著名记者斯瓦尼泽说：“母亲的死，使斯维特兰娜在内心深处一直都不能原谅斯大林。作为漂亮和年轻的女性，斯维特兰娜一直向往独立的个人生活，但斯维特兰娜的浪漫爱情，她曾爱上的男人，都引起了斯大林的嫉妒和不满，而且这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嫉妒。最后斯大林毁了斯维特兰娜的个人生活。斯维特兰娜先是想逃避自己的父亲。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对她打击巨大，她没法把苏联当成自己的国家，最后为了寻求独立，她只好离开苏联。斯维特兰娜是个非常悲剧的人物，她是大独裁者女儿的这种自卑感伴随了她的一生。”斯大林女儿：我已摆脱共产主义90年代初，斯维特兰娜对BBC俄语广播表示，她早已习惯了她是斯大林的女儿，对她来说，这并不是负担。斯维特兰娜说：“当我同媒体记者会面时，记者们总想谈论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我带着这个标签生活，但我并非生活在过去之中，我早已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事我感兴趣的事情。我对政治毫无兴趣，自从我到印度之后，我同样摆脱了共产主义。”俄罗斯电视台的报导说，除了斯维特兰娜之外，性格暴虐的斯大林这一生似乎没有喜欢和爱过任何人。受害者后代命运好于暴君之女莫斯科呼声广播电台副主编布特曼回忆说，他母亲同斯维特兰娜曾是中学时代同窗好友。斯大林开始大清洗时，斯维特兰娜曾帮助另一女友求情，把那位担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的女友的父亲从集中营中救了出来。布特曼说，他母亲的家庭斯大林时代同样遭受迫害。但斯大林死后，母亲的事业和个人生活都很顺利。因此作为专制政权的受害者，他们的人生命运要远比斯大林女儿幸运。不幸的女人俄罗斯历史学家和记者姆列钦这样评价了斯维特兰娜的生平。他说：“她的母亲自杀，她的一个哥哥死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中。另一个问题兄弟很小的时候就死在监狱里。她的父亲仅在她童年时候对她很好，后来斯大林同他自己家人很少联系。斯维特兰娜看到，也感觉到了她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爱上的第一个男人比她大很多，可以当她父亲。第二个男人同她一样不幸。她爱上的第三个男人后来病死。总之她是个非常不幸的女人。”俄罗斯媒体说，斯维特兰娜的母亲阿利鲁耶娃开枪自杀至今是个谜案。斯大林妻子自杀时，正值当年苏共党内残酷内斗。个性矛盾 斯大林后人不承认身份斯维特兰娜去美国后在前苏联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作为心脏病医生的儿子几年前已去世。共青团真理报透露，斯维特兰娜的女儿今年61岁，目前居住在勘察加半岛的一个农村中，她是一名火山专家。当报社给她打电话时，她拒绝承认她是斯维特兰娜的女儿。媒体说，斯维特兰娜的个性同斯大林相似，充满矛盾。刚到美国时，她攻击苏共政权没有人性。1984年她返回苏联时，她又指责美国没有自由。但苏联的生活很快让她失望。斯维特兰娜1986年返回美国后再未返回苏联和俄罗斯。斯维特兰娜：憎恨俄罗斯斯大林女儿去世后，俄罗斯共产党、左翼势力和官方都保持沉默。仅有前苏联外长和前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发表声明表达哀悼。斯维特兰娜在一次采访中曾对媒体表示，她只说英语，不喜欢讲俄语，甚至憎恨俄语。斯维特兰娜说，他们都愿意把我当成俄罗斯人，但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格鲁吉亚人。（责任编辑：洪微）中港台时间: 2011-12-01 01:18:36 AM【万年历】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12/1/n3444892.htm暴君标签-自卑伴斯大林女儿走完悲剧一生

【禁闻】与台湾拼软实力 学者：北京输了

【新唐人2011年12月1日讯】衡量一个国家的强盛兴衰除了要有硬指标，还要有软实力。有大陆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拥有核弹，氢弹和航母，GDP排名世界第二，用这些硬指标来比较的话，台湾确实比不上。不过，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自由度等软实力方面，北京则输了。台湾立法院11月8号三读通过了“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删除了“人民集会结社，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和“人民入出境，应向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请许可；未经许可者，不得入出境”的条款。这个修正案有待总统宣布后生效。台湾中山大学社科院院长林文程教授表示，这个立法修正案，台湾把它归为言论自由。台湾中山大学社科院院长 林文程教授：“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台湾这么多，中国在台湾出版的书籍也这么多，这些书籍的都是在宣传共产主义，那你是不是要去禁它，你要不要把这些人抓起来。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你就要去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跟言论的自由。台湾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本来就是要这样的。”法学家袁红冰教授认为，台湾的修宪是有进步意义的。法学家 袁红冰：“它表明台湾的自由民主已经趋于成熟，法律相信人民有能力去判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相信人们有权力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反观中国的罪案，他们反而要以什么国家的力量，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宣扬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仍然要用一个国家的暴力，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国家权力去推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这样一种思潮。”目前，距离明年1月台湾大选只剩一个多月，选举进行得热火朝天，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纷纷登台亮相，各出奇招。各界媒体报导也紧随其后，两党的候选人被炒翻了天，选举中发生的每一个吸睛细节，新闻媒介都不舍得放过。反观中国大陆，基层人大代表换届也正在北京、上海、福建、贵州、广东等地进行，当局一直在阻挠独立候选人参选，不断传出独立参选人被打压的消息。独立参选人进行选举演讲、与选民互动、张贴选举资料都被当局粗暴的干扰。很多候选人最终被踢出局，有的参选申请则“石沉大海”。此外，在今年中共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件中，找不到“自由”两个字，而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等。台湾中山大学社科院院长 林文程教授：〝民主化的改革，从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方面，你要容忍不同的声音对你的批评、对你的批判，有时候甚至是辱骂。如果说你要推动思想解放、言论自由，那你，就是当政者要有这个雅量，接受别人对你的批判。〞明年中共将举行十八大，更换新一届领导人。大陆学者姚监复发表在《德国之声》的文章预测，党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或第一副主席习近平将毫无悬念的当选，因为没有竞争对手。他认为，在2012年的两岸领导人选举的民主程序的优劣比赛中，共产党已经输了，国民党已经赢了。他指出，不论谁当选，全国老百姓看清了，谁真正讲民主，谁的软实力更强：谁能输得起，下台又能上台；谁怕下台，遭到清算，死抓住权力不放。新唐人记者梁欣、李静、黎安安采访报导。

李净明：白崇禧将军的睿智

【大纪元2011年11月25日讯】近年来，在海内外的华人圈子内出现了一股民国热。人们无意中发现：民国时代的大师才是真正的大师；民国时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甚至连民国时代的小学国语教材也是真正承传中华传统文化的教材。而中共建政60余年来所推崇的大师、英雄，例如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人都是糊弄人民的假货，而真正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蒋介石等人却被诬为“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在中共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造假活动中，中共的党办媒体大量造谣抹黑反共爱国人士，对叛变投共的投机取巧之辈如李宗仁、张治中、程潜、陈明仁、郭汝槐、韩练成等人却大加褒扬。古人云：“忠臣不侍二主”，国难时期英勇抗日、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之下，面对统战的诱惑而坚决不投共的人们才是真正的智者、民族的英雄。本文所要呈现给读者的人物就是被亲共媒体诬为“不智”的真正的智者 —— 智勇双全的白崇禧将军。绰号“战神” 抗日功高白崇禧将军（1893～1966），是中华民国时期新桂系首领之一。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军事家，中华民国首任国防部长。字健生，广西临桂人。他天资聪慧，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营长等职。1923年在梧州组织广西讨逆军，任参谋长。随后与李宗仁的定桂军合作，于1924年6月打败旧桂系，占领南宁。同年加入国民党并任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桂军第二军参谋长。1926年3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他任参谋长。北伐战争开始后，应蒋介石邀请出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1927年初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江西攻取浙江，3月进抵上海郊区。当中共策动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叛乱占据上海时，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随后，积极支持蒋介石先生发动的“四‧一二”清党，给武装叛乱的中共沉重一击，中共为此恨蒋介石白崇禧入骨。1931年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各派系达成妥协，11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他为副主任兼民团总司令，合力控制和经营广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邀请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军训部长等职。1938年3月，白崇禧参与制订第五战区台儿庄对日作战计划，蒋介石亲临视察战火纷飞的台儿庄战场后，留下白崇禧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将万余日军诱入重围之后聚歼。白崇禧并在台儿庄危急关头，冒着浓烈的硝烟亲临台儿庄调动布置强力火炮抗击日军围攻。太原失守后，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硬拚难以持久，白崇禧率先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成为国民政府和国军的最高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中共日后凭借投共的白崇禧机要秘书程思远的回忆错误，称白崇禧提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是因为受到毛泽东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启发。而大陆学者杨天石经过多方考证，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此说实为谬论，毛《论持久战》全文完全没有谈到空间、时间、小胜、大胜之间的关系。白崇禧提出的抗战持久战战略方针先于毛泽东，国民党的“持久战”思想有自己的独立来源，跟中共毛泽东周恩来毫无关系。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并参与策划指挥多场会战的白崇禧将军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日军也尊称他为“战神”。1938年7月，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代李宗仁），参与指挥武汉保卫战。12月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三、第四、第九战区对日军作战。1939年底至翌年初指挥桂南会战，在著名的昆仑关战役中指挥有方，消灭了日军的精锐部队，取得了抗战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此后主持编写《游击战纲要》一书，认为游击战是长期抗战,消耗敌人,争取主动地位之战法。1945年10月晋陆军一级上将。抗日战争胜利后,编著了《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认为科技日新，战术日异，军事训练内容由战场需要而决定,应融讲堂、操场、战场三者于一体。（视频：1945年10月10日，日军在北平太和殿前投降，中华民国国防部长白崇禧上将亲临现场监督观礼，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中国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北平十万余民众观礼。）白将军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回忆说，白崇禧在抗战期间，从战场回到家里，带着孩子们去看他们的奶奶。在路上，白崇禧就教孩子们唱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白先勇说岳飞的《满江红》是白崇禧一生唯一会唱的歌曲，经常唱：“那首歌是应着我父亲的心境，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艰难。教自己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一种悲壮啊。”用兵机智 两败林彪白崇禧将军于1946年6月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1948年改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华中军政长官。由于他出身于桂系，所以尽管蒋介石知道他足智多谋，在剿匪的内战中却一直没有放手让他与共军决战。林彪是共军首领中的最能战的“常胜将军”，号称东北“黑土地之狐”，其四野就是共军部队中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然而，林彪确实白崇禧将军的手下败将。1946年6月，四平之战，蒋介石派遣白崇禧督战指挥国军孙立人部，将林彪及其四野主力打得丢盔弃甲，伤亡数万，狼狈逃窜到哈尔滨。此时林彪共军奄奄一息，正是国军彻底歼灭之的最佳时机。白崇禧及时向蒋介石提出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彻底剿灭东北共军、并乘机歼灭华北聂荣臻共军一部的全盘计划。若非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出面逼迫蒋介石停战，让林彪共军得到了喘息修整的机会，当时国军锐气正盛，定能一鼓作气荡平东北数省，一战尽灭共军残存部队。1949年8月发生在湖南的青树坪战役，林彪的四野再遭败绩，白崇禧将军设伏把林彪的49军146师围困在包围圈之内，以第7军和46军的主力部队全力围歼，使146师遭到重创。代总统李宗仁评价青树坪战斗是“徐蚌会战以来，国军所打的唯一胜仗”。但是青树坪一战，令匪酋毛泽东十分震怒。1949年9月9日，毛在致围攻白崇禧国军的林彪、邓子恢的电报中称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白崇禧在国军部队中享有“小诸葛”、“当代张良”、“常胜将军”等称号。当年如果他能重大的决战中出掌兵符，全力剿共，中共就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夺得大陆的江山了。忠肝义胆 拒绝中共的高价诱惑古人推崇武圣关公，不是因为他的武艺绝伦，而在于他在各种诱惑面前，仍能心如铁石，效忠故主。曹操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黄金美女外加锦袍赤兔千里马，关羽仍然不为所动，并说：若知皇叔下落，虽滔水火，必往从之！然而1949年的白崇禧比关公更了不起，因为关羽跟刘备是结义兄弟，本该共生死；但是蒋公与白将军之间不是这样的关系。而且关公离开曹操的时候，并无陷入敌军四面围困走头无路之绝境，周围也没有将军蜂拥弃刘投曹。在共军攻击华中南前后，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次派人策反白崇禧将军，毛泽东甚至还表示：“只要白建生愿意倒戈起义，一切好商量，此公好带兵，如愿起义，可继续带兵，建国后可让他带五十万国防军！”五十万兵力！超过共军一个野战军的兵力啊！打淮海战役（徐蚌会战）的八十万蒋介石精锐国军，中共陈毅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两个野战军总兵力也只是六十万。毛泽东对白崇禧诱降的这个许诺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如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等也不过是一军或一兵团之首，而傅作义、高树勋、张治中等却连兵权都丢了，而且陈明仁的兵权还是降共前向毛泽东要的，而董、陶二人的兵权是因为毛泽东要他们镇守绥远、新疆，所以不敢夺其兵权，可是，白崇禧却是毛泽东愿意五十万兵权为条件要他叛蒋降共，但是白崇禧仍然效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拒绝投共！他对劝降者说：“自古歌颂的只有断头将军，绝无降将军。”毛泽东许诺让白崇禧统帅50万共军，而且这种拉拢诱惑在淮海战败，共军过了长江，国民党大势已去，国军高级将领蜂拥投共的情况下，这简直是一般人做梦都得不到的待遇。当时白崇禧在湖北苦战林彪共军，湖南程潜、陈明仁叛变投共，国民党高层有人担心白也会投共，但是在四川策划与共军做最后决战的蒋介石非常肯定而且放心地对其高层幕僚说：我了解健生，他是绝不会投共的。白崇禧抗日剿共固然有大功，但是他一生最大的睿智就是不为毛泽东高价诱降所动。那个时刻，白崇禧在湖北和广西苦战共军，共军强敌压境，毛高价诱降，国民党大势已去，白崇禧自知无力回天，叛蒋投共成风潮，历史上白蒋之间又有矛盾 ……… 如此艰难时刻，白崇禧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真乃大智者所为也！追随蒋公 与中华民国共存亡白崇禧将军一生中最难的决断莫过于他在国难之时决定去台湾。临行台湾之前，其多年至交立法委员何遂劝其慎行，白崇禧说：“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既处遇顺境，亦处遇逆境，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君勿为此喋喋也。”在此之前，国民党大老程潜、抗战中的有功之臣傅作义、陈明仁、唐生智等人都已经公开投共，连白崇禧多年的老长官李宗仁最终也没逃脱投共的命运。但是聪明的白崇禧将军却早已洞察了中共之阴毒，义无反顾，以与党国共存亡的决心飞赴台湾。白先勇日后说，“我父亲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但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就是追随着国民党，他决定有种愿意‘与国民党共存亡’的悲壮。他真的是与中共的军队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还在为党国坚持。那时他在海南岛就是等着广西的军队撤出来会合。他去台湾时没有带一兵一卒。我体味他当时的心境，他的选择就是为了向历史交代。”在1949年最艰难困苦的时刻，有人争一时，有人对千秋，而白崇禧将军做出了无愧于历史千秋、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抉择。1949年12月30日，白乘机抵达台湾。当时台湾一片混乱，经济落后，物质生活贫乏，很多人到台后又悄悄去了美国、日本、泰国或香港等地，而他却把20多位亲属从香港全部搬到台湾，尽管很多朋友对此举甚为不解，但白知道，蒋公定会看明白他此时效忠的决心。1966年12月2 日，白将军晚年在台北猝死，中共媒体又诬为蒋公下毒所致。实质上下毒害人乃是中共的伎俩，以蒋公的为人断不会出此下策。即使是绑架过蒋公本人的张学良，蒋公都让他善终，何况德高望重之人？中共抹黑他人，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白先勇也向媒体澄清说其父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逝，跟蒋公中正毫无关系。白先勇说，闻讯白崇禧去世，蒋公中正是第一个到家中吊唁之人，蒋的表情甚为悲哀。白崇禧去世后，蒋介石宣布由国防部负责以军礼治丧，由何应钦、孙科、陈立夫、顾祝同等200余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于12月9日举行隆重公祭国军一级上将白崇禧。蒋介石并亲笔题词颁发“轸念勋猷”挽额及“旌忠状”，并亲到景行厅向白崇禧遗体告别，三鞠躬致敬，并献花致祭。[图]位于台北的白榕荫堂墓园，白崇禧将军和夫人葬与此（网络图片）位于台北的白榕荫堂墓园，蒋中正为白崇禧亲笔题词颁发的“轸念勋猷”挽额，还为白崇禧夫人亲笔题词“淑行流馨”。（网络图片）由于常年战争，白家跟中国许多家庭一样，全家人难得聚全。这是白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拍摄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照片正中白崇禧亲笔题字：“七七抗战第九周年纪念日全家在南京团聚摄影”，左侧有“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九日北伐誓师二十周年纪念日白崇禧题”两行小字。白崇禧夫妇端坐正中，其七男三女共10个孩子左右前后环绕站立。1949年底，白崇禧还把在香港的20多位亲属全部带到了台湾。（网络图片）白崇禧将军“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当永为世人所赞颂。中港台时间: 2011-11-25 05:01:11 AM【万年历】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11/25/n3440028.htm李净明-白崇禧将军的睿智

真言：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关于维稳

【大纪元2011年11月22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关于维稳当今之中国一片乱象，各种新旧矛盾堆积如山，一触即发。面对危局，中共不思悔改，反而一味打压，民众的忍耐力已到极限，社会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长期以来，中共一直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动辄以武力恐吓、镇压，听不得反面意见，一有反面意见就封杀。公民正当的维权行动，被当局视作洪水猛兽，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送精神病院，判刑；有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捂住、压制住；把稳定当成了目的，为了稳定，可以无视公平和正义。“稳定压倒一切”成了滥施权力的遮羞布，成了动辄镇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成了弱势群体的紧箍咒。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日，来自全国的9名疫苗受害者家长在卫生部上访时，遭一群警察殴打，有人被打至肋骨、指骨骨折。为保证不被警察单独抢走，上访者被迫用铁链将大家绑在一起。据二零一零年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报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月，全国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均有大幅增长，刑事案件增长幅度在10%以上，治安案件增长幅度在20%左右，全年刑事立案数达到530万件，治安案件数达到990万件。全年群体性突发事件近十万起。近年以来的杨佳袭警、频发的校园杀童及枪杀法官等一系列恶性案件，更是让人不堪。有问题不从制度上找原因，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解决了旧矛盾又出来新矛盾。二零一零年广州为了亚运会的稳定，竟然规定购买菜刀要出示身份证件。北京市郊半数村庄年内也将修建围墙，实行封闭管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份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而且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所指出的：“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藉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现实，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综治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座谈会时，主管社会治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综治委主任周永康还声称：“我国始终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成为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群众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睁眼说瞎话到如此程度！这个周永康原是四川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为了与孀居的江泽民老婆王冶坪的侄女结婚，周永康命令下属制造车祸把分居的老婆撞死，然后顺利成为江的侄女婿。周永康进了江家门不久，江即把公安部长贾春旺调走，让周低调上任，并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十七大，周永康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取代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医讲究辩证施治，整体把握，整体捋顺，自然通泰。而中共罪恶的体制造就出来的人，头脑僵化，思维简单，只知道滥施暴力，高压态势，把警察当成了救火队，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就是动用警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仇恨入心要发芽”（样板戏《红灯记》），时机合适，积攒的怨气必然要爆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于建嵘透露，他最近访问了已退休的部级官员团体，他们告诉于：“你认为中国的社会将不会遇到动乱。我认为它肯定会经历动荡，而且指日可待。”为了应对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频生，自二零零九年中共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已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维稳成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任。为此而不惜斥巨资维稳，白白浪费百姓的血汗钱。据财政部向全国人大呈交的《09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10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二零零九年中央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安部份为1,287亿元，超出预算10.9%，较上年大增47.5%。加上地方的支出，全国用于公安的支出达4,720亿元，增幅为16%。而二零一零年在二零零九年增加16%的基础上，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达到5,140亿元，远远超过国防开支的4,825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用于构建庞大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警察网络，其中包括雇用大约500万人的保安队伍。军费是对外的，也可以说是应对外敌入侵的，而维稳费是对内的，应对的是普通百姓。维稳费超过了军费意味着内部的问题超过了外敌入侵！百姓的问题比敌人还要严重！说明敌人的概念正由传统意义上的域外之敌，正悄悄转变为百姓大众！实质上就是以人民为敌！治安费超过军费，全世界绝对独此一家！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份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它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二零一零年一月贵州安顺的警察杀人事件，无论是现场目击还是验尸报告，都说明警察是故意杀人，但当局就说是死者袭警，警察只是处置不当。事后由镇政府赔付70万元，相当于这个穷乡镇3年的财政收入。既然是袭警，警察开枪理所当然，被打死也是咎由自取，为什么还要拿出如此巨款？！二零一零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举办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为题的报告，指出：“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报告并点出了产生上述问题的本质原因：“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而体制化的核心是人治；制度化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而体制化则是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制度化的关键是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制衡，而体制化是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报告最后也开出了解决维稳顽症的药方：根据温家宝总理在二零一零年全国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所承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可悲的是，如此中肯的诤谏，反被中共视为露丑而予封杀。其实真正导致中国社会出现无数矛盾的恰恰是中共。警匪一家、政商勾结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社会不公的根源。正如有文章指出的：“特殊利益集团才是今日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犯罪团伙，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不稳定的症结所在！症结不除，稳定无望，要么是自我改造，要么由人民帮他们改造，否则，所谓的‘稳定’不仅会压倒一切，更会断送一切！”中国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于建嵘在回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问时指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个观念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多年来，无论是中共体制内的研究机构，还是民间的声音，都一直在呼吁宪法所赋予的民众基本权利的满足，但专制独裁的中共就是无视民众利益的诉求，一直以高压对待民众民意的正当反映，高压的弹簧已被压到极限。对于维稳，孙立平先生在《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中，作了如此总结：“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世价值？是普世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世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世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可悲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历史上，盛唐时著名的“贞观之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政治清明、吏治廉洁、官员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贞观四年，全国死刑犯29人，贞观22年，全国的死刑犯仅仅2人。而今天整天忽悠百姓“盛世”、“好日子”的中共治下，社会之乱空前绝后。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从来不敢放手搞民意测验，看看自己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果中国人民可以自由的选择，那么，用不上一天，中共就会垮掉。中共之邪恶与人的偶有过失是完全不同的，它是自始至终的坏。对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中共诬称法轮功“搞政治”，而其实太多的中国人巴不得法轮功能真的搞政治，立刻把中共搞掉，越快越好，好早一些过上没有中共高压统治的真正自由民主的生活。中共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就被判了死刑了，现在不过是在用高压勉强支撑着统治，此刻的中共就像那《红楼梦》里的贾府，“昏惨惨似灯将尽，忽喇喇似大厦倾”，不定何时候，一根稻草就能把它的脊梁压断。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中港台时间: 2011-11-22 14:11:46 PM【万年历】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11/22/n3437236.htm真言-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关于维稳